James R. Hipkins：婆羅洲華人史（2）

早年接觸的考古證據

近幾年來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肯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的來往關系。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經發現中國漢朝的陪葬陶器。其中在蘇門答臘出土的一件，刻有相當於“公元前45年”的年號【8】。可惜，這些早期陶器的發現，並不能證明中國人親身與當地人接觸，因為這些陶器可能由外國旅客或商賈帶到這些地區的。

海涅─格爾德恩(R. Heine─Geldern) 認為婆羅洲達雅克部族和弗洛勒斯島(Flores) 的恩加達人(Ngada) 的裝飾圖案，同中國周朝末年的圖案有極明顯的關係。難怪人們會推測中國人早在公元前三世初，或更早時期，便開始同婆羅洲接觸了。【9】

（Chinese street early 20th century）

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接觸

霍爾指出，在公元1077年時室利佛逝(Srivijaya) 曾經派遣使節到中國訪問【10】。中國人方面也記載了室利佛逝幾名使臣來朝的史實，以及室利佛逝在商業上的重要性。有一名室利佛逝使臣在中國居留甚久，終於在1157年成為中國的一名官員。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一世紀之前，中國依賴外國商舶同南洋各國通商。凡是跟中國通商的個別國家，必須根據朝廷所訂立的“納貢”制度行事。並非所有商人(不論僑居海外的中國商人或外國商人) 可以同中國自由進行貿易，只有中國藩屬的統治者所派出的貢使才有資格。【11】

十三和十五世紀的接觸

到了十四世紀，歷史顯得較為明朗。明朝(1368年─1644年) 歷代皇帝再度與南洋各國加強聯系。1405年，三寶太監鄭和首次奉命下西洋。他前後七度南下【12】，其中兩度據說經過渤泥，但我們不曉得他是否在渤泥停留過。在中國的載籍中，我們發現在十五世紀期間，馬來群島的統治者多次到中國向明朝皇帝作禮儀上的拜會。《明史》告訴我們，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Maradja Karna) 於1408年謁見中國皇帝。這次的謁見，對他來說是很愉快和友好的經驗。不幸他動身返國之前得了重病，結果客死異鄉。中國皇帝旋將其兒子遐旺及王後送回渤泥。有證據說明，遐旺曾數度重訪中國，並繼續遣使朝貢。【13】

費信於1436年寫道：

“凡是唐人至其國(渤泥)，甚有愛敬。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14】

從中國官方的編年史看來，這期間中國和南洋之間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貿易代表團來往，同時雙方還進行其他各種接觸。

最近，婆羅洲第一個十四世紀的露天遺址完成發掘工作【15】。 1966年7月12日，在砂勞越河三角洲(山都望區 Santubong) 的鐵礦區所展開的大規模發掘結果。在望基山(Bongkisan) 地方發現一堆木炭。過去，根據陶器年代測定法，可以推斷婆羅洲與中國的交往，始於唐代後期。我們有證據說明明朝初年的幾位皇帝，故意破壞東南亞的貿易模式，旨在撲滅私人貿易。並強行實施納貢制度。根據上述陶器年代測定法，相信望基山在整個十三世紀裏都很繁榮興盛。由於中國當局無力對付山都望之類的貿易中心，可能使雙方交易的綜合網絡遭受破壞。

這種交易網絡正是維持砂勞越鐵礦業的動力和活力。

《諸藩忐》和十五世紀的《東西洋考》對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的貿易方法，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樂安(J. R. Logan) 於1848年寫道：

“有證據顯示，在九世紀時就有這種貿易在爪哇進行。如果當時已有這種貿易存在，他們(中國人) 可能在極遠占的年代，甚至在婆羅洲馬來王國成立之前，便訪問過婆羅洲。”【16】

田汝康認為中國人與婆羅洲長期通商，和偶而同婆羅洲進行政治接觸的證據，說明婆羅洲在早年時期可能就有一些華人拓殖地。【17】不過，我們手頭卻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這種拓殖地的存在。有些學者認為在十五世紀時，北婆羅洲便有一個華人拓殖地建立起來。【18】確實與否，尚待查考。

十六世紀的接觸

關於華人和婆羅洲的接觸還有其他的說法。十五世紀時的文萊國下旃達缽，據說是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福建人。相傳文萊的第二位蘇丹(1435年─1450年) 娶了王三品(一譯黃森屏) 的女兒或妹妹為妻。《文萊歷代國王系譜》對此事有所記載。【19】

皮加費達(Pigafetta) 記述麥哲倫(Magellen) 於1521年在文萊停留的情形時，全未提及文萊有何華人社區存在。不過，他倒提到中國的絲綢，度量衡以及刻上漢字的錢幣。【20】

其他有關十六世紀華人在婆羅洲的商業和拓殖地的記述，都很含糊。對於婆羅洲的真正社會史，只能作某種推測而已。譬如，亨特說葡萄牙人於1520年在婆羅洲海岸發現一個“巨大的”華人拓殖地。【20】如果真的有此“巨大”拓殖地存在，皮加費達應該會作詳細的記載；事實是他隻字未提，不免叫人感到詫異。然而，我們不能否定亨特記述的確實性。他所指的，可能是婆羅洲的另一個地區。

另一項有趣的記載，是來自聖約翰(St. John)。他說，歐洲人與婆羅洲來往的初期階段(十六世紀初葉)，有些華人已經定居在文萊，並從事他們“特別擅長”的行業。【22】

附注

8。Purcell, V.，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1。

9。同上書，頁11。

10。注2同引書，頁60。

11。注2同引書，頁60。

12。注8同引書，頁22。

13。Runciman, S.，The White Rajah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4. Sarawak Gazette, Kuching: Sarawak Government Printer。

14。費信，《星槎勝覽》，渤泥國條。

15。Sarawak Gazette，No. 1334, vol. XCV, April, 1969, pp. 88-89。

16。Logan, J.，JoumaI of the l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Sea，vol. 2, no. ix, 1848, p. 603。

17。注6同引書，頁2。

18。Heine-Gelden, R.，Prehistoric Research in the Netherland indies，New York, 1945,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