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history)這個詞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兩個詞，即“他的”“故事”。歷史到底是誰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強權者的故事，還是歷史學家的故事？無論如何，那些繁浩文獻中的碎片，是通過歷史家的手連綴起來的。而歷史給歷史學家想像與闡釋的空間，歷史學家賦予歷史個人化的性格。很難想像沒有《史記》沒有《資治通鑒》，中國歷史會是什麼樣子？

五十年代末，由於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語在內的四種外語，中央情報局看中了他。卡特執政期間，他還差點兒被任命為駐中國大使。但他還是選擇走學術的道路。由於列文森猝死，年僅27歲的魏斐德開始執教，成為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葉斌的說法，魏斐德繼承了列文森有關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見解，即認為未來的世界歷史應該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價值的和諧共存，是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與世界主義的和諧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開其相關思想時列文森突然辭世。作為他的學生和同事，魏斐德進一步闡釋並發展了這一史學觀。

美國學術界在傳承關係上如此脈絡清晰，實在讓人嘆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傳統。它有如地圖，標明每個學者的位置，並為後繼者指點方向。不懂得傳統的人正如沒有地圖的旅行者，不可能遠行。

1992年年底，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魏斐德發表就職演說《航程》。他的弟子之一傑森（Lionel…

 “如果你是船，漂泊就是你的命運，可別靠岸。”這仿佛是詩人北島的隱喻。北島，創刊《今天》的詩人，曾經的文化符號，寫下一個時代的墓誌銘。隨後開始了漂泊，踏上流亡之旅，母語是他唯一的行李，詩歌是他開路的寶劍。北島以詩為劍，沖破的是禁錮，找尋的是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人天生是主流的叛逆者，大地的行者，跳出體制的異數，漂泊，是他無家的歸宿。…

01. 在《青燈》里，幾乎所有故事都妙趣橫生。比如第一篇《聽風樓記》，北島寫他與翻譯家馮亦代的交往，讓人一下子回到那個年代所特有的“文化地下工作者”狀態：“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推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 ‘來’”……這個開場里沒有光線的鋪陳或誇張，可我讀到它的那個瞬間，卻真真切切有了光，醬油色的，就像我小時用碎啤酒瓶厚重渾圓的瓶底去看天。

02.《青燈》被分成了兩輯，其實可分不分，都是懷人憶往主題。我注意到，北島散文謀篇的匠意在於，他歡喜將行止作線索，而花最多最詳最奢的筆墨著意於人。假如他是一位畫家，他總會將“高光”贈與他筆下師友親朋的眼睛。第八次中風後，北島到中日友好醫院去看馮亦代：“馮伯伯慢吞吞睜開眼，目光癡呆，漸漸有了一點生氣，好像從寒冬中蘇醒。”這時候，北島真就成了畫家——那個癡呆的眼神里已被貯滿凜冽的白光了。…

青燈是一盞中國的燈。清油注瓦盞，燈芯且作炷，燈光清寒，有青熒之意。今天，在紅燈復綠酒，暗夜換白日的都市。如果有青燈閃閃爍爍，聯系著的一定是泛黃的書卷、“城南舊事”、古舊的日子和寂寞的旅途等等。蘇東坡曾云，“紙窗竹屋，燈火青熒”。陸放翁的詩歌說，“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而現在北島則說，“美女如雲/護送內心的航程/青燈掀開夢的一角/順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一盞青燈照亮的旅途，是往舊時代走，往記憶深處走。…

《青燈》的另一個主題，是遊走：一個漂泊的詩人，一個無家可歸者，一個文化觀察者，遊走在機場與機場之間，在各種詩歌朗誦會之間，在大學與大學之間，在朋友和親人之間。按北島的意思，是在“出發與抵達之間，告別與重逢之間，在虛與實之間，生與死之間”。去國二十年，北島沒有像大部分出洋的中國人一樣，變成商人，成為學者，抑或其他，而還堅守著一個中國詩人的身份——光是這份承擔就讓人難以想像。北島在《旅行記》中說，“父母風燭殘年，兒女隨我漂泊，社稷變遷，美人色衰，而我卻一意孤行。”我想，如果不是視詩歌為生命，斷不會有如此自覺的承擔。…

北島的散文里有一種拿捏得恰到好處的克制。從容。簡潔。堅定。眼看要到發揮處，嘎然而止，堪稱精確。《藍房子》如此，《失敗之書》如此，到了《青燈》（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1月版）更如此。他在講故事，各種人的故事，詩人、作家、翻譯家，大師、普通人，中國人、外國人，都是他浪跡天涯時所遭遇的各種過客。他站得遠遠的，看不見他的表情，只聽得見他的聲音。聲音也平淡，毫不煽情，就像聽到嘩嘩流過去的水流——那是詞語匯成的河。他的背景，不是中國紅，不是歐洲藍，也不是美洲綠，而是一盞青燈，火光一點，燈影搖曳，照亮周圍的黯淡。《青燈》是一首詩，北島寫給著名漢學家魏斐德的，詩中寫道：“美女如雲/護送內心航程/青燈掀開夢的一角/你順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同名的散文，也是紀念去世不久的魏斐德的，寫一個史學大師的人格和襟懷，以及他的孤獨的晚境，北島寫道，“他只顧在歷史的黑暗深處，點亮一盞青燈”。…

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退休的紀念活動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籌劃。從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學生葉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網上書信往來頻繁。在線性時間的進程中，必有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複雜性：魏斐德本人體內酒精含量不斷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緒隨之波動；權力真空所帶來危險的寂靜，幕後學院政治運作的種種變數；助手秘書們的未來出路，在讀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慮。更何況魏斐德在伯克利執教四十年，自立門派，弟子無數，誰來接替掌門人的位置？這多少有如一個王朝的結束，牽動多少人心。

我5月3日從紐約匆匆趕回加州，第二天開車前往伯克利，住進校園內的“女教職員俱樂部”。這維多利亞式木結構的小旅館隱藏在樹叢中。…

所有病房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冰窖，連護士的動作都變得遲緩，好像也準備一起進入冬眠。一見馮伯伯平躺著的姿勢，心就往下一沈，那是任人擺布的姿勢。聽說他已中風七次，這是第八次。是什麼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無所畏懼？黃阿姨撫摸著馮伯伯的額頭，親昵地呼喚：“二哥，我來了。”馮伯伯慢吞吞睜開眼，目光癡呆，漸漸有了一點兒生氣，好像從寒冬中蘇醒。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我，先是一楞。我俯向床頭，叫了聲“馮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這下把我嚇壞了，生怕再引起中風，慌忙退出他的視野。周圍的人紛紛勸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從床單下露出來的赤腳，那麼孤立無援。

我們在病房總共呆了十分鐘，就離開了。我知道這就是永別——今生今世。在門口，我最後回望了他一眼，默默為他祈禱。…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詩句：“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閑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27年前的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沈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盡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沈沈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沈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里，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借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兩年前以《失敗之書》、《時間的玫瑰》重回人們視野的詩人北島新作《青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中旬出版，散文集收錄了他剛完成的十七篇作品，第一部分是憶念，主角是熊秉明、蔡其矯、魏斐德、馮亦代等故人，青燈素帳，燭影惶惶；第二部分則是遊歷，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懷揣著家園。

現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州戴維斯大學的北島低調地生活與寫作。據說，北島最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不是因為他的詩，而是他的散文與小說。這本書似乎可以印證這種說法，書中充溢的是對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對整個人間世的大悲憫，這是一種接近神性的光。責任編輯表示，對於北島來說：母語是他的劍，然後變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艙。他在流亡中與語言之間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變成了命運。他是命運之子，他站在世界的高度回報了自己的母語。他在時間深處點燃了一盞《青燈》：…

說起來話就長了，但也不太長。

那是在抗日戰爭的前夕，我入學塾讀書。塾師一手授於我文房四寶：紙、墨、筆、硯。一手授於我一本《百家姓》，趙錢孫李。小孩子入學，文具代替了玩具，大多數的文具都是玩壞了的。我也把那些文具左盤右弄，覺得那塊小小的墨很特別，上面有三個金色的字“金不換”。後來才知道，所謂的金不換就是那墨的名稱，意思是這墨好得不得了，拿金子也不換。繼而發現，不對，那些大同學的墨比我的大，上面也有四個金色的字，叫《黃山松煙》。大同學告訴我，《黃山松煙》才是最好的墨，那個《金不換》是個最最起碼的東西。《黃山松煙》是用黃山上的松枝燒出煙灰，再把煙灰捏在糯米里做成的，你聞聞，多香，還可以吃。所以我在十歲時便知道世界上有座黃山，便想到黃山上去看看，看那松枝是怎樣燒出煙來，再怎樣制成墨的。…

中國人吃青菜是出了名的，特別是蘇州人，好象是沒有青菜就不能過日子。我小時候曾經讀過一首白話詩：“晚霞飛，西窗外，窗外家家種青菜；天上紅，地下綠，夕陽透過黃茅屋………”

這首詩是描寫秋天的傍晚農家都在種菜，種的都是青菜，不是大白菜也不是花椰菜，說明青菜之普及。在菜蔬之中，青菜是一種當家菜，四季都可種，一年吃到頭。蘇州小巷里常有農婦挑著擔子在叫喊：“阿要買青？……”那聲音尖脆而悠揚，不像是叫賣，簡直是唱歌，唱的是吳歌。特別是在有細雨的清晨，你在朦朧中聽到：“阿要買青菜……”時，頭腦就會立刻清醒，就會想見那青菜的碧綠生青，鮮嫩水靈。不過，這時候老太太買青菜要壓枰，說是菜里有水分。

青菜雖然如此重要，可卻被人看不起，賣不起價錢，因為它太多，太普遍。這也和人一樣，人太多了那勞動力也就不值錢，物稀為貴，人少為貴。…

我到蘇州半個世紀了，人在一個城市里不能蹲得太長，太長了就會滾得一身毛，好像什麽事情都和自己有點連系，而且還要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會遭受什麽不測。傳說中有一個淪為乞丐的文人，大雪紛飛時凍得無處藏身，只得鉆進農家的草木灰堆里，把討飯瓢當作帽子扣在頭頂上，稍稍暖和了之後就詩曰：“身焐灰堆頭頂瓢，不知窮人怎樣熬？叫聲老天歇歇風，救救窮人在難中！”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下放到黃海之濱，冬天凍得縮在墻角里，忽然聽說蘇劇團和著名的蘇劇演員莊再春，導演易楓也被下放到鄰近的一個公社來了，頓時產生了那種“不知窮人怎麽熬”的心里。我看過莊再春演蘇劇《醉歸》，那簡直和詩一樣的美麗！那麽美的戲和人，怎麽經受得起海灘上的風雪？…

蘇州人往往被女性化，什麽優美、柔和、文靜、高雅；姑娘們則被譽為小家碧玉、大家閨秀，還有那夠不上“碧玉”的也被呼之為“阿姐”。

蘇州人之所以被女性化，我認為其誘因是語言，是那要命的吳儂軟語。吳儂軟語出自文靜、高雅的女士之口，確實是優美柔和，婉轉動聽。我曾陪一位美國作家參觀蘇州剌繡廠，由刺繡名家朱鳳女士講解。朱鳳女士生得優美高雅，講一口地道的吳儂軟語，那位美國作家不要翻譯了，專門聽她講話。我有點奇怪，問道，你聽得懂？他笑了，說他不是在聽介紹，而是在聽音樂，說朱鳳女士的講話likemusic，像美妙的樂章。…

在蘇州當一個廚師很不容易，當一個有名的廚師更困難，因為蘇州人懂吃，吃得精，吃得細，四時八節不同，家常小烹也是決不馬虎的。那些街頭巷尾的阿嫂，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其中不乏烹飪高手，都是會做幾只拿手菜的。蘇州人在談論自己的母親、祖母、外婆的時候，常常要談起這些偉大母性的菜藝，總是有那麽幾只菜是使自己終身難忘的。在這樣一個吃的水平很高的社會里當一個廚師，當一個有名的廚師，那是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