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形式看，短信笑話在實際的社會交際中往往體現出自身的特點。不妨看看這則短信笑話：“你被通緝了……以下是你的罪行……對朋友太好，又夠義氣，善良純真貼心又可愛……本庭宣判……一輩子做我的好朋友。”先是以法律語言如“通緝”和“罪行”等造成“嚇唬”效果，繼而轉說原因是一貫可親可愛，最後回到法律語言，做出令人突兀而又興奮的“一輩子做我的好朋友”這一莊嚴“宣判”。這則短信笑話顯示出兩個特點：一是短語性，即短信笑話的篇幅必須短小，通常不足百字，而這則短到只49字。這是要適應手機的屏幕尺寸，可以說是由手機媒體（觸媒）的媒體特性所決定的。二是速笑性，即它必須在半分鐘左右這個超短時間內迅速引起收看人發笑。具體到這則短信笑話，它引發的不是一般的大笑，而是好友之間的會心的微笑。這就是說，不短不足以成短信，而不笑不足以成短信笑話。由此可見短語和速笑對於短信笑話有多重要了。…

諷刺、調侃或針砭時弊在短信笑話中也不在少數。“學問之美，在於使人一頭霧水；詩歌之美，在於煽動男女出軌；女人之美，在於蠢得無怨無悔；男人之美，在於說謊說得白日見鬼”，這顯然是以整齊對稱的語句諷刺或調侃當下一種時髦學問、詩歌、男女的品行。…

短信笑話有什麽好談的？笑過就忘啊，還談什麽？誠然，短信笑話在大量普通人群間發送和傳看，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低俗不堪，何足掛齒，但我以為，這卻是我們需要正視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學或文化現象，它可以讓我們從中見出為我們的傳統偏見所忽略的一些有意味的東西。例如，要了解近來文學中語言及其形式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揭示的社群情感等變化，短信笑話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合適的分析對象。這並不等於說通常的嚴肅寫作、暢銷書、影視劇本、網上文學等在語言上的進展就變得不重要了，而只是表明，正是在短信笑話這種當今影響公眾最廣泛的移動網絡媒體形式中，文學語言形式的新變化及其社會修辭功能表現得最為集中、鮮明且最具公眾號召力，因此值得做一番考量。…

後真相政治（英語：post-truth politics）是一種政治文化，亦是當今國際出現的一種新趨勢。該詞首次出現在1992年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在《國家雜誌》（The Nation）的文章，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2016年英國去留歐盟公投事件期間變得普遍[1]。所謂「後真相」，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後真相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即是「雄辯勝於事實」，意見重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2][3]此外，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主因。…

基本不看電視，我形成這一習慣不覺已有幾年了。互聯網普及--我經常上網，能從網上得知最新的重要新聞，而且能獲知多個角度的不同解讀，讓心里踏實，這應該是最大原因。對電視上的影視劇，我也不喜歡，認為不真實，這樣的"不真實"當然包括人物和歷史背景不真實，也包括其場景中某些為一般讀者所粗忽的細節--這就涉及到導演和演員的專業素養了。我看過一些境外影視（DVD），對人家導演設置的場景，演員非常抽投入的表演，很高的專業水平，一絲不茍，而且對話簡潔幽默，大事小聲說簡短說，有著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國內幾個大牌導演，主題符合"主旋律"，場景宏大而華麗，動輒上億的資金投入，但在"歷史事實"和"生活真實"的細節方面，是很容易讓人看出破綻來的，而且把觀眾看作小孩童，人物對話充滿說教。…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林則徐作為有見識的中國官員，就開始廣為搜集西方各國的材料，並讓人編《九洲志》，翻譯了一些關於世界地理的書。他還利用華僑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報紙進行翻譯。但是他的這個工作卻受到了從上到下的排擠，當時大多數官員認為林則徐破壞了中國的文化，讓狄夷的東西影響了中國。後來林則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給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後編成了《海國圖志》。《海國圖志》著重介紹了外國的機器、先進的武器，並提出了“師夷長技”的觀點。結果很多人看了這本書感到震驚，認為是宣揚狄夷之技加以排斥，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也沒受到重視。但這本書傳到日本後，在短短幾年內就翻印了21版，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大家看，林則徐、魏源編寫這本書是為了啟發國人，但是他們受到了國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對此書如獲至寶，經過明治維新變得強大了，反過來又侵略中國。…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互相探討這個問題——語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當然以近代中國的新詞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類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語言。而語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

一、語言的發展能導致社會的變化

語言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新詞匯的產生，新詞匯表示新事物的引進，新事物包含著新知識，新知識孕育新的話語體系，這些將導致社會的變化。…

幾天前，《紐約時報》與英國《觀察者報》披露了一個“驚天事實”：一家叫做劍橋分析的數據公司，非法竊取5000萬臉譜（Facebook）用戶資料後用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然後根據結果進行精準推送，進而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而這家公司的數據挖掘團隊與俄羅斯以及特朗普團隊都有“關聯”，於是，俄羅斯借助“非法竊取”臉譜數據“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的故事在歐美主流媒體，以及中國的各類媒體平臺刷屏。



這個看上去很有說服力，且充滿第一手資料和細節的新解釋，為已經停滯了近一年的“通俄門”調查提供了新的證據，甚至在微信的流量公眾號裏，已經出現了“特朗普大難臨頭”為標題的文章。…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後真相年代的興起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信仰極為自由的台灣，居然發生「減香」變「滅香」奇聞，上百座宮廟為此串連，要帶幾百尊神明及陣頭上凱道抗議，形成神界與人間政府的「中世紀式對抗」。幸好經過及時溝通，抗議名目改成「宗教嘉年華」。但廟方率神明上凱道，仍對民主國家的「政教分離」做出錯誤示範。這次事件需要檢討的不只是「後真相年代 」的網路及社群媒體謠言，還包括把神明當奇貨可居的「現代義和團」。

清末會爆發義和團事件，與民俗迷信神力庇祐「刀槍不入」，政府又改變取締政策轉而扶植有關。其結果，愚民死傷慘重，清朝四億多人每人賠償一兩多白銀，中國從此淪為次殖民地，有識之士也更堅定必須推翻滿清、否則中國「亡國無日」決心。可以說，是神明的大舉進入北京，加速了清廷的淪亡及中國有識之士的覺醒！…

批判語言暴力，是當代學術中的一個普遍性話題，不僅哲學、政治學和文學等學科發表了很多批判語言暴力的著述，而且社會學在這方面的批判則更為引人注目。福柯通過考察歐洲精神病的演化史和治療史，揭示了把正常人扭曲為瘋子的文本檔案和話語方式；利奧塔通過批判德國思辨敘事方式和法國政治敘事方式，否定了宏大敘事對現實生活的誤導與壓抑；布迪厄通過分析專業化語言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批判了專業化 、技術化語言對人類生活的分解和控制。凡此種種批判，就其直接性而言是在批判各種語言行為或話語方式，但其根本目的是通過語言學批判開展更深入的理性批判。…

理性進入感性，以美麗的感性形象包裝自己，不但沒有放棄自己的暴力，反而在更加廣闊的層面上實現了自己的暴力。當理性以邏輯語言表現自己之時，因為邏輯的抽象性而限制了自身接觸生活的廣泛性。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意識活動常常是停留在感性層面上，只是在明確的專業行為、利益競爭和權力爭奪等有限的行為中才進入邏輯思維，因此，日常人的日常生活並不一定被理性的邏輯語言控制，相反大量的日常行為是前邏輯或無邏輯的，或者說是在感性的形象語言支配下的行為。

但是，無論人們的行為模糊到何種程度， 人們不能離開自己的感官，人們必須通過各種感覺的功能才能進入一個真實的世界。所以，一旦理性進入感性，以感性形象包裝…

近來讀到不少“青年一代”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象的論述，心頭總是不禁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重大歷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涂抹，著實超出人們的想象。對歷史的無意遺忘和有意涂抹、偽造，將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義真正“白費”，真正成為“無意義”。

為與遺忘作鬥爭，必須不斷“點擊歷史”；對“錯”與“罪”的歷史，更要有敢於直面的勇氣和冷靜客觀的理性分析。徐友漁的《直面歷史》，便是這種與遺忘努力鬥爭的力作。…

此時，無論是俄國還是西方的這些充滿浪漫情懷的知識分子當然不會想到，幾年後所有這些諸如超現實、未來主義、抽象派、立體派、現代派……等各種藝術流派在蘇聯和今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將被作為"資產階級腐朽觀念"的體現而被徹底消滅！只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才是唯一"正確"、因此成為唯一存在的藝術流派。他們沒有想到，舊體制被推翻之後，建立的是一個更加嚴格、精確、將每一個人都作為這部精密的國家機器上的一個被設計、安放好的齒輪和螺絲釘。…

最初聽說愛倫堡，還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時代。當時的大批判經常提起他的小說《解凍》，斥之為"蘇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凍"後來一直成為"某種思潮"的代稱。但幾年後，他的《人.歲月.生活》中文節譯本卻在一些青年中"熱烈地"悄悄流傳。"熱烈"，是因其在圈內爭相傳閱，無緣"傳閱"者甚至以聽"傳說"為快；"悄悄"，是不能公開閱讀，若被告發，則會受到迫害，所以讀此書要冒相當的風險。這個節譯本本是"文革"前為"大批判"作為"反面教材"而翻譯出版的"內部發行"本，發行量極少，只有相當級別的"高幹"才能讀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本書對此時對"文革"的熱情早已冷卻、甚至已深有"幻滅"之感的青年，卻起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從中對"當代"西方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幾十年後的今天終於讀到公開發行的全譯本，往事、今事一齊湧上心頭，確令人有種說不出的感慨。…

人們可以假借歷史的名義做一點評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冤冤相報無止盡，暴力漸漸戰勝了“天道”，成為了歷史主角。在一個強權為王、暴力橫行的世界里，只有寫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聲地問一聲“正義何在”。對於中國歷史而言，或許經歷恥辱太多、災難太多、悲劇太多——多了便不足為奇，也無以作為是非曲折的標準，或許，其本身就是歷史一種演進的成本。“歷史”一詞能否做為一個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體，給一個民族以穩妥的善惡良邪指示呢？我們喜歡把內心的對立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倘若歷史並沒有這麽一根“恥辱柱”，甚至人們只在乎眼前的勝敗得失，並不真正在乎“恥辱”二字，我們又將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認失敗的事實麽。在無法想象出更高、更終極性的存在的國度里，即便歷史有那麽一點點對人的約束力，那也是一種弱的行為規範，而不是一種強的精神自律。…

杜君立先生在新書《歷史的慰藉》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歷史是對失敗者的一種慰藉”。失敗者因其失敗，而不能擁有現在及未來。尚有一筆的歷史存在，或許是對失敗者一種冥冥中的告慰，一種無聲處的安慰，僅此而已。在閱讀《歷史的慰藉》一書的過程中，我強烈感覺到，歷史何止只是一種對失敗者的慰藉，甚至可以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失敗者的歷史。因為其失敗，所以屬於歷史。…

一個北國寒冬的深夜，二十歲的徐曉從睡夢中被樓下的“傳呼電話”叫起，披上大衣，連襪子都沒來得及穿就匆匆下樓。然而，等待她的卻是“公安”的手銬和囚車。來不及與親人道別，也沒有弄明白原委，這個弱小的姑娘就被拉到了監獄。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了。雖然入獄兩年後她帶著“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尾巴”出來了，並最終在“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被完全“平反”，但一切都已無可避免地永遠改變。原本青翠欲滴、含苞待放的花樣年華，剎那間變成了飽經風狂雨驟的滄桑歲月——這是徐曉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證明：“我們這代人正趕上冤獄的高峰，就好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趕上生育的高峰一樣，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過牢”；“也許因為在‘文革’中當過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幾歲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聽說坐牢也絕不會大驚小怪。”——她在《半生為人》中平靜地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