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詞匯就有可能進入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的語言。例如我們經常用的“尋開心”、“陰陽怪氣”等，原來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區”，京話當然更容易在全國流行，隨著電視的普及，一些帶有北京特色的文藝作品在全國流行更快，於是那種北京街頭巷尾的語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國流行開來。改革開放以後，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快，於是粵語北上，形成了粵味的普通話：吃完飯了“埋單”，把一個事情“搞定”，還有“生猛”、“炒魷魚”等等。我1984年到廣東出差的時候，見到很多美發店有一個字是“焗”，不知道念什麽、什麽意思，查字典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現在北京的大街上滿街都是“焗油”、“鹽焗雞”什麽的，沒有寫“蒸油”、“鹽蒸雞”的。有意思的是，“埋單”被普通話改造成“買單”，一些廣東人反而認為“破壞”了粵語的“純潔”，提出抵制、反對，說是要“保衛粵語”。我開玩笑說，這些年粵語對普通話的“破壞”還少啊！這種只允許粵語“破壞”普通話，不許普通話“破壞”粵語的觀念，與許多人認為這些年粵語大大“破壞”了普通話的“純潔”性，所以要抵制、反對粵語的觀念一樣，都是“語言原教旨主義”。

事實說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經濟發達地區的語言，才有可能“大面積流行”，它的一些詞匯才可能成為官話、普通話的一部分，而其他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語言只能是邊緣，很難登大雅之堂。

第三，經濟文化不發達地區的詞匯、語言，需要一種權威的認可才能進入主流語言。

上面兩種是通常的情況。大家可能會提出反對的例子。比如我國的東北農村經濟文化就不十分發達，但像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小品演員卻很了不起，把一些東北土話，像“忽悠”這個詞，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華使其逐漸成為全國的流行詞匯。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趙本山的語言在電視小品中本是作為“笑料”出現的，也是通過中央電視台這種權威的認可，才開始在全國流行的。這就說明，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的詞匯、語言，要想進入中心，成為流行語、普通話的“一分子”，實際上仍要經過文化中心的認可之後，才能夠進入主流語言中，這時才能取得一定的話語權。

三、中國近代的新詞是怎樣登上歷史舞台的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文化遇到了一種新的挑戰，這時候中國開始一點一點地接受了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中，並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

咱們現在要講一下中國近代的情況。在近代以前的東亞文化圈之內，中國文化確實是最優秀的，所以中國認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文化遇到了一種新的挑戰，這時候中國開始一點一點地接受了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中，並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

1.反對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詞

新詞剛開始產生的時候，也是往往被別人作為笑料的。比如當時有幾句打油詩：

“陽歷初三日，同胞上酒樓。一張民主臉，幾顆野蠻頭。細崽皆膨脹，姑娘盡自由。未須言直接，間接也風流。”

“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

大家聽了可能會覺得這個有什麽好笑的。但當時“團體”、“腦筋”、“目的”、“精神”、“中心點”、“以太”、“方針”這些詞都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詞”。這些新詞進來的時候確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強烈的反對。現在人覺得一點不好笑的詞匯，在當時就被認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個保守派人士叫葉德輝，在維新運動時就痛斥這些詞，提出來要辨文體，他指責說：“異學之詖詞（按：詖音“畢”，詖詞指邪僻的言論）、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詭僻，不得謂之詞章。”當時維新運動在東南影響比較大，維新派的報紙上這些新詞匯用得多，他認為這種文風就不能成為詞章。另外兩個例子更有名：當時清朝的大員中有一個張之洞，以開明著稱，但就連他也反對用新詞。他有一個姓路的幕僚，一次幫他起草文稿時用了“健康”這個詞，張之洞一看這個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幾個字就把這個稿退回去了。他說：“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得可恨”。這個姓路的幕僚對新詞比較了解，他寫了幾個字將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詞乃日本名詞，用之亦覺可恨”。歷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閱學生“課卷”時寫到：“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用新名詞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組織”也是新名詞，因此成為一時笑談。

反對用新詞者如張之洞、如端方，也無法擺脫新詞，歷史的舞台上這些新詞不可避免地登場了。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俄羅斯的謎語：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謎底是“語言”。

2.近代中國通過日本來了解西方，這表現為對日本新詞的引進

甲午戰爭之前，哪怕是先進的中國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被日本打敗，中國開始向日本學習。1900年前後，大批的中國留學生赴日，由於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習慣用漢語的詞匯翻譯西方的詞匯，這些詞又被那些留學生大量帶回中國來，因此從日本轉譯過來的西方書籍，遠遠超過了當年中國人直接翻譯的西方著作。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寫了一篇文章說，應該向日本學習，這樣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詞匯、新知識、新觀念。他說自己住日本數月，開始學日本文，讀日本書，才能見到從前沒有見到過的那麽多書。大家知道，在那個時代梁啟超應該是中國新知識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但他通過在日本的學習，竟覺得自己就好像在“一個黑暗的房間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饑餓的時候突然有一頓酒肉”的感覺。過了幾年梁啟超又寫文章回憶他在日本的經歷。他說在日本一年後使自己的“腦質”為之改變，思想言論與前者相比好像兩個人。梁啟超原來寫文章多數是用中國的術語，從日本回國後就改用日本的新詞。所以他說社會的事物越來越復雜，新事物的出現就會有新名詞的出現。一個新的東西，一個新的制度，一個新的意境出現，就會有一種新的名詞來描繪它，來定義它，來傳播開來，新新相引才能不斷的進步。

1900年以後，中國新知識的翻譯工作，幾乎都集中在日文書上了：當時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學校的教科書都譯成了中文，連一些日本教員的講義都翻譯成了中文書。大家知道百科全書對知識的分類是有一種規範作用的，這個時期中國也把日本的百科全書翻譯過來，其中發行最廣的是範迪吉譯編的《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當時影響不小。這套書包括了“知識”的各個領域，共分八大類：宗教和哲學六種，文學一種，教育五種，政治法律十八種，自然科學二十八種，實業（包括農業、商業和工業）二十二種，其他兩種。這套書使用的是標準的日本術語，對中國各類學科術語的規範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有一個大翻譯家嚴復，在近代新知識、新思想的引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新詞，很快就取代了嚴復翻譯所用的詞。如嚴復翻譯了穆勒的《邏輯學》，但他沒有用“邏輯”這個新詞，而用了中國傳統的“名學”一詞，翻譯成《穆勒名學》。後來人們從日本引進“邏輯”這個詞，很快就代替了“名學”。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說經濟、哲學、服務、組織、紀律、後勤、健康、商業、幹部等等。現在我們說話有太多的詞都是當時引進的新詞，如果現在統統把這些詞排除出去，我們幾乎就沒有辦法說話了。可見這些新詞對我們生活影響之大。

以上以點代面，我們簡單回顧了一下近代中國新詞匯產生和發展的情況。正如梁啟超所說，有新事物、新思想，就會有新詞匯。

四、我們以什麽樣的態度來對待語言

對新詞主觀抵制行不通，而以開放的態度對待語言的發展，並不會導致我們傳統文化精華的萎縮。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剛才我們了解了近代中國以新詞為代表的語言發展過程，這能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1.片面排斥的歷史教訓

其實近代中國的大門是先於日本被西方打開的，中國對西方的了解實際上也先於日本。日本在開始明治維新的時候，還通過中國來了解西方，比如鐵路、鐵道，公法、選舉，化學、細胞等詞匯，就是日本從中國引進的。後來為什麽中國會落後於日本，反而不得不從日本大量引進新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整個社會在近代開始的時候對西方的語言及其帶來的知識，采取一種抵制、排斥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