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運作方式進人到了文學生產領域，於是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家不再秉持現代知識分子批評精神和責任意識，而主動地迎合市場，追求讀者效應，即創作開始直接與商業利益結合。如“新寫實主義小說”和“新歷史小說”都缺乏了批判精神，回避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而更多地追求閱讀快感和娛樂精神。再加上電視、網絡等電子文化媒介的滲透，作家個體完全從集體中解放出來，完成了創作主體的解放，文學開始對政治話語進行破壞、顛覆，重新整合、訴說自己的話語，然後朝著多元化世界邁進。這一時期，文學沾染了相對主義色彩，與商業文化合流，文學成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文學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商業化寫作”、“類型化寫作”和“文化工業”理念，創作在藝術性和商業利益之間徘徊遊蕩，批評在媒介中心話語的引力下左右逢源。

在以上的四次文學轉型中，前三次轉型的主要動因都是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體制變革對文學的控制與需要塑造著文學的審美形態和內涵。但第四次轉型所遭遇的文化語境是最複雜的，而且中國文學的藝術嬗變也是最為複雜和多元的。這一次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電子媒介。特別是90年代後期和新世紀之初“第二媒介時代”，即網絡時代的到來，文化轉型和文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力是所謂“信息方式”的轉變。信息方式的出現，以及電子媒介的傳播交流系統，改變了人們思考主體的方式，也帶來了改變社會形態的前景。在這種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語言\/實踐沖擊了面對面及印刷文字語境下的種種既存語言\/實踐”。這一時期，隨著媒介發展程度越來越高，體制越來越健全，媒體與文學的關係變得越來越互動起來。就積極影響而言，電子媒介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氣象。如文學的傳播渠道大大拓寬，文學從封閉向開放轉移，文學的生存空間拓寬，而且文學開始真正參與到全球化的語境中來，但文學也陷入到了商業文化的困境。

具體來說，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發生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轉變：

一、與商業文化接軌

文學對商業文化的認同並盡力與之保持一致，這是後現代性大眾媒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大衛·賴昂在以加拿大20世紀後期所呈現的後現代性社會文化為表征時，非常尖銳而準確地指出：“後現代與這樣一種社會密切聯系，其中消費生活方式和大眾消費支配了所有的社會成員：只要他們醒著。”他還認為：“消費文化與其他更一般的文化現象緊密相連，不僅藝術和消費品，就連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都受市場——它反對壟斷和等級制度——支配”。這也適應於中國的社會現實，20世紀後期，也就是90年代消費文化開始主宰著社會的一切。

90年代以後文學的一個重大轉向就是和商業文化接軌，商業化寫作和消費主義寫作標誌著文學由少數社會精英的文化行為變成了大眾通俗文化的亞形態，這是一個重大的審美轉向。有學者這樣評判9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的世俗化精神在歷史之手的撥弄下不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極有可能在文化轉型的嬗變時期躍升為文學寫作的主導精神，影響乃至支配著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與此同時，五四文學以來的啟蒙主義精神及其與之對應的宏大敘事，在世俗化進程的浪濤拍打之下，被行色匆匆趕赴物質大餐的人們晾在一邊，漸漸暗淡了往日的風光，時至今日尚未找到既能擺脫困境又能與時俱進的精神通路。”應該說這位學者的評判並沒有多少故弄玄虛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