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不僅揭示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模糊，也揭示了英雄與名人之間的混淆。評論者舉出一個例子：1982年，伊麗莎白·泰勒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一部未經授權的有關她生活的電視電影。她無意中證實了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我是我自己的產業。我是我自己的商品。」不是她的才華，也不是她的活動，而是她的整個生活都被簡化為一種產品，不僅有價值，而且有價格。這種資本主義版本的奇異超聖體，絕妙地證明了布爾斯廷對名人的定義——「因其知名度而聞名」的「人類偽事件」（a 「human pseudo-event」）。

布爾斯廷認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領導人開始變得像「媒體明星」，而不是政客。對名人和偽事件的強調瓦解了嚴肅性，無疑助長了政治惰性，導致選民投票率持續下降。也許正是「光環之後空無一物」的感覺，導致頹廢情緒蔓延。美國人傾向於將表演視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個特征，所以，在那以後，毫不奇怪，他們先後選出演員和真人秀明星做他們的總統。媒體操縱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民生活的資格。在當權者手中，在象征性政治的實踐者手中，姿態已成為政策的替代品。因此，里根時期的白宮新聞發言人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作為公務員的最後一次演講頗具諷刺意味，他於1987年在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講，希望政策的基礎是什麽對美國人民最有利，而不是什麽在電視上最好看：「我們不要寫一個電視腳本，然後為晚間新聞設計一個事件。」

吊詭的是，在另一個層面上，《幻象》也可以視為對美國人創造性地打造的新世界的致敬。在布爾斯廷1987年出版的散文集《隱藏的歷史》（Hidden History）中，他節選了《幻象》一書的三個章節，但寫下了如此的介紹：「在這些實驗和進取的場景背後，我們瞥見了『科技之勢』。」「在我們自創世界的驚喜中，『科技之勢』開始變得不祥。『偽事件』——我們自己創造的體驗——開始向我們隱藏現實，混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把我們從英雄的世界帶向名人的世界，將我們從旅行者變成遊客。」

對於遊客來說，美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已經變得顯而易見，它不僅是精明的美國消費品營銷商的收入來源，當然也是一個引發熱烈學術興趣和大眾感情的主題。無論是電影還是音樂，遊戲還是社交媒體，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征服地球。一個世紀以來，這種文化的吸引力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在美國實力的推動下，美國式幻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到目前為止，它們常常與當地的習慣和價值觀交織在一起，以至於美國以外的世界的異國情調已經內化了。在這方面，布爾斯廷的書是如此切題；但如何識別和理解美國社會最引人注目的品質呢？它的歷史運動規律是什麽？

就在《幻象》出版的兩年前，布爾斯廷斷言，「如果歷史學家有任何功能的話……那就是注意到經驗的豐富特殊性，尋找生活的辛辣芳香。作為人文主義者的歷史學家是所有經驗的不可重復性的擁護者」。這一角色與《幻象》最重要的論點無法協調，因為此書恰恰認為經驗已經變得同質化、貧乏、缺乏趣味性，無時無刻不在遙控之下運行。不過也正因如此，《幻象》的想像力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它的主旨與作者最具個性的衝動和觀點相悖。一般評論家大多稱贊布爾斯廷帶來的令人沮喪的信息尖銳而有趣，盡管在學術期刊上討論這一問題的專業歷史學家覺得布爾斯廷的行文「令人厭煩」「瑣碎」和「印象派」。媒介學者的看法則是另外一路：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指責布爾斯廷「傾向用道德上的反對來代替洞察力」，並「從逐漸消退的機械文化的固定點，來看待即將到來的電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