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到不少“青年一代”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象的論述，心頭總是不禁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重大歷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涂抹，著實超出人們的想象。對歷史的無意遺忘和有意涂抹、偽造，將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義真正“白費”，真正成為“無意義”。

為與遺忘作鬥爭，必須不斷“點擊歷史”；對“錯”與“罪”的歷史，更要有敢於直面的勇氣和冷靜客觀的理性分析。徐友漁的《直面歷史》，便是這種與遺忘努力鬥爭的力作。

作者是當年的紅衛兵，曾積極投入文革，甚至當過學校一派組織的核心人物。但幾年後在現實面前對文革的憧憬不能不幻滅，開始覺醒、思考、探索……一直到文革後考上大學、研究生、出國進修，都不曾停止。這本書既有作者當年豐富生動的“個人經驗”，又有建立在深厚學理之上的理論分析。借用一個比喻，就是作者既在隊列之中，同時又能跳出隊列觀察、分析隊伍的行進狀況。這一難得之處使《直面歷史》格外值得重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現在，多數人對紅衛兵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得那樣殘暴感到難以理解。其實細細想來，這並非一夜之間的轉變，而是長期封閉式“階級鬥爭教育”的必然結果。就大環境而言，從1957年起，中國的政治形勢便不斷“左”傾，“階級鬥爭”日漸為“綱”。在青年學生面臨的所謂“紅”（政治態度）與“專”（文化知識）的關系中，越來越強調“紅”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被作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被批判、被禁絕；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響頗大的蘇聯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義”而被批、被禁。同時，對“暴力革命”的熱烈讚揚、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使廣大學生產生暴力崇拜。一代青年，就是在這種極端封閉的“革命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極為孤陋畸形，偏執殘酷，充滿所謂“革命理想主義”色彩，堅信自己肩負“親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隨著對“資本主義復辟”、“剝削階級時刻要奪回失去的天堂”的宣傳不斷加強，青年中更產生了一種草木皆兵、近乎病態的政治敏感。文革來臨，當他們的老師、同學甚至自己的父母被宣布為“敵人”時，他們毫不猶豫地用最殘忍的手段對待這些“敵人”。種種細節，書中都有具體的記述，不是“過來人”實難以想象。作者的父親是“脫黨”的“舊知識份子”，在60年代初病逝，對此他寫道：“我有時竟感到有點慶幸，如果他活著，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劫難中，他肯定會遭到無法承受的淩辱，而依我在當時“階級鬥爭教育”下的覺悟，一定會對他做出傷天害理，一輩子懺悔不完的事。”

作者以社會學的方法對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觀點的紅衛兵作了個案研究，對紅衛兵運動中的意識形態因素，青春期激情，社會矛盾，當時的黨內矛盾，文革發動者的策略等作了綜合研究。作者又更進一步對文革對紅衛兵一代的影響和後果作了細致的研究，如對他們的職業分布、社會地位以及生活和思想一般狀況作了掃描分析。文革對這一代人人生道路的影響是巨大的，歷盡坎坷之後他們多數處於社會低層，“成功人士”只是少數。但現在這少數“成功人士”卻掌握了話語權，以他們的經歷制造出“劫後輝煌”的神話。文革更使這一代人精神深受創傷，產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機，對相當一些人來說，神聖偶像的倒塌不僅是政治方面的，也有精神道德方面的。作者的研究表明““文革”不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政治信念，而且還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道德傾向的改變首先表現在從“馴服工具型”變為“無視規則型””，從以前的道德至上主義變為道德虛無主義，一些基本的規則都不被遵守。文革的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從政治上鍛煉了紅衛兵，但也使不少人學會了政治鬥爭的手腕，練就了政客的頭腦和意志”。下鄉插隊當農民使千百萬紅衛兵從“天之驕子”頓時墮入困境，在這種環境中，為招工、當兵、上學彼此爭鬥無所不用其極，在“森林中”起作用的自然是“森林法則”。雖然早已時過境遷，但精神上的烙印卻無法消除……

這一切，我們都必須勇敢面對，但並不容易，因為人類總想擺脫歷史的重負而輕松自在。一切的一切，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幹癟枯燥的數字，而這些抽象字符背後所凝縮的生離死別、血淚生命，則是後人所難以體會的。但是，當擺脫一切歷史記憶之後，“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而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這段名言，值得久久回味。（來源:《二十一世紀》2006年5月號 / 2013-07-06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