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國寒冬的深夜，二十歲的徐曉從睡夢中被樓下的“傳呼電話”叫起，披上大衣，連襪子都沒來得及穿就匆匆下樓。然而，等待她的卻是“公安”的手銬和囚車。來不及與親人道別，也沒有弄明白原委，這個弱小的姑娘就被拉到了監獄。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了。雖然入獄兩年後她帶著“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尾巴”出來了，並最終在“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被完全“平反”，但一切都已無可避免地永遠改變。原本青翠欲滴、含苞待放的花樣年華，剎那間變成了飽經風狂雨驟的滄桑歲月——這是徐曉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證明：“我們這代人正趕上冤獄的高峰，就好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趕上生育的高峰一樣，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過牢”；“也許因為在‘文革’中當過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幾歲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聽說坐牢也絕不會大驚小怪。”——她在《半生為人》中平靜地寫道。

過早的磨難是過早的幻滅、思考、覺醒、追求，是對“禁忌”的觸摸探索。當代中國文壇的“現代派”，正是在這嚴酷的氣候中悄然萌動，一旦溫度合適，就破土而出。特殊的經歷使徐曉成為以《今天》為代表的“現代派”運動最早的參與者。

《今天》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中國“現代派”的里程碑，它的核心人物早被符號化。其實，在符號化的核心人物背後，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參與者，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今天》。徐曉在她這本新書里，沒把目光局限在少數幾個核心人物身上，相反，她對更多的無名者投注了目光，使這一段歷史更全面、更豐富、更真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代人的青春歷程。

三十年是超過一代人的時光，這使徐曉有足夠的時間冷卻憤怒、淘汰憎怨、沈澱激情。在談到兩年的獄中生活時，她更多地是描述“日常生活”：犯人如何偷偷烤窩頭片，怎樣打飯才能多打一些鹹菜，在好不容易改善夥食時多打一些瘦肉；如何利用每個月發一次針的機會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撚出一個針眼，然後偷偷在號里縫制棉褲棉背心；怎樣才能在三五分鐘內解決“內急”……她並不是想粉飾什麽，而是因為她太善良，因為她是女性，是母親。她承認，自己寫作的“一個致命情結”是總會想到怎樣面對兒子，怎樣把這一切告訴兒子，因此她固執地認為“那故事應該是溫馨的、柔美的、寧靜的”，所以“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淒婉，卻飄散著絲絲縷縷的溫情，我願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我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有多麽重要。”

在獄中一有機會她總是不厭其煩地申請洗衣，因為在廁所洗完後可以走到院子里去晾，傍晚還可以再出去收一次。當把晾了一天的衣服捧著聞的時候，她驚奇地發現：“陽光原來是有味兒的！”“陽光的氣味太幹凈太新鮮了”！這，就是她的生命的底色。（收藏自2007-01-12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