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以假借歷史的名義做一點評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冤冤相報無止盡，暴力漸漸戰勝了“天道”，成為了歷史主角。在一個強權為王、暴力橫行的世界里，只有寫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聲地問一聲“正義何在”。對於中國歷史而言，或許經歷恥辱太多、災難太多、悲劇太多——多了便不足為奇，也無以作為是非曲折的標準，或許，其本身就是歷史一種演進的成本。“歷史”一詞能否做為一個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體，給一個民族以穩妥的善惡良邪指示呢？我們喜歡把內心的對立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倘若歷史並沒有這麽一根“恥辱柱”，甚至人們只在乎眼前的勝敗得失，並不真正在乎“恥辱”二字，我們又將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認失敗的事實麽。在無法想象出更高、更終極性的存在的國度里，即便歷史有那麽一點點對人的約束力，那也是一種弱的行為規範，而不是一種強的精神自律。

《歷史的慰藉》志在為中國無數歷史的失敗者做一點點記錄，失敗的戲曲、失敗的草民、失敗的饑民、失敗的土匪、失敗的官吏、失敗的經濟、失敗的道德與膝蓋……作者原設計有書稿是成書的兩倍之多，幾乎收羅了整個中國歷史的失敗者，如果後繼能得以出版，通讀之下，我們一定會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或許整個歷史都是失敗的，所有應該出現的失誤都出現了，所有的問題被提出，答案卻永遠只能在風中飄蕩。

身為一個有相當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杜君立有一個基於傳統的判斷，就是歷史存在著一種中國文化與韃靼文化的消長，這有類於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談論的“正邪”二氣的消長一樣。在他的想象當中，中國文化代表著禮法、文明、理性與秩序，代表農耕的節制與敬天愛人；韃靼則代表遊牧的野蠻，對生命尊嚴的漠視，對暴力的崇拜，狼群原則的本能等等。

中國的韃靼化，是作者最痛心、也是最最警惕的事。然而，歷史的脈絡何其之詭譎，從貴族般的中國到獸群般的韃靼，歷史的熵增非常鮮明，並且任何人都只能嘆興亡，不能挽狂瀾。也因此，到了近代，幾乎所有有識之士達成了一種共識，整部中國歷史都是失敗了的。這樣的態度，在魯迅這樣的先生筆下，如標桿一樣豎起。他號召不讀中國書，不知中國史，結果，一群不知中國之既往的現代洋派公民，輕易地高看了“現代性”的強度，又一次被深諳古老暴力原則的人抓成了俘虜。那些古老的暴力原則，《歷史的慰藉》中做了詳盡的描述，有心的讀者一讀了然。

讀史書如觀滄海，最後，我得進一步說明文前的強烈感覺——其實歷史本身只屬於失敗者，因為現實屬於成功者。恐龍失敗了，它成為了歷史，劍齒虎猛獁象失敗了，其也成為歷史，森林猿人失敗了，它也是歷史；迦太基帝國、羅馬帝國和蒙古帝國都復亡了，乃有各自的史記……只有中華帝國終結了，我們才對整體全部失敗的帝王將相和宮廷權謀保持那麽濃厚的興致，才會把對他們亡魂的想象移諸到當代公權者身上——雖然兩者就實情與法理上天差地遠。

對於失敗者，歷史不僅僅是一種慰藉，而是其主體與本體。因為有無數的失敗者存在，才有歷史存留的必要，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人類失敗史。歷史記錄失敗者的失敗，倒並非為了證明現存者的成功，而是保存了我們走過的道路，也同時保存著冥冥之中無數的可能性：

俄羅斯白藍紅三色旗升了又降，降了又升；猶太的約立了又毀，毀了又立；中國的孔廟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的歷史貌似不斷循環，實質不斷前行。當我們滿腔熱忱地要“復興一個偉大文明”和“光輝的歷史”之前，一定要稍稍弄清楚“歷史”究竟是什麽、有什麽、發生了什麽、毀棄了什麽。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傾聽歷史本身的意志：歷史在終結，而現代性，則如滔天洪水那樣在綿延。（收藏自2015-10-2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