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語言暴力，是當代學術中的一個普遍性話題，不僅哲學、政治學和文學等學科發表了很多批判語言暴力的著述，而且社會學在這方面的批判則更為引人注目。福柯通過考察歐洲精神病的演化史和治療史，揭示了把正常人扭曲為瘋子的文本檔案和話語方式；利奧塔通過批判德國思辨敘事方式和法國政治敘事方式，否定了宏大敘事對現實生活的誤導與壓抑；布迪厄通過分析專業化語言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批判了專業化 、技術化語言對人類生活的分解和控制。凡此種種批判，就其直接性而言是在批判各種語言行為或話語方式，但其根本目的是通過語言學批判開展更深入的理性批判。

現象學、解釋學和文化哲學等當代學術思潮，都把語言看作人類最基本的生命形式，批判各種層面、各種領域中的語言行為和語言方式，實質就是通過揭示語言實踐中的矛盾而達到對人性壓抑的理解。按弗洛伊德的解釋，人類社會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性壓抑史，而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在這部壓抑史中看到最嚴厲的壓抑是理性的壓抑。所以，通過語言學批判去揭示人性的壓抑，最根本的是揭露理性的壓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里達把語言學批判的根本任務歸結為對理性邏輯的解構。

在德里達看來，語言壓抑或語言暴力不過是表層現象，而真正的暴力是理性邏輯的專橫。德里達把語言稱為理性邏輯的劫持物，或者說，語言由於被理性劫持，已經失去了自主表達人性、理解人生的品質，成為任憑理性擺布、在理性邏輯的控制下的玩偶。語言“被劫持：讓我們同時將之理解為授意於另一個聲音，而這個聲音本身閱讀著一個比我的身體之詩，比我姿態之劇更古老的文本。”[1]可見，德里達認為語言已經成為理性的傀儡，[2]已經失去表達意義的功能，成為理性邏輯用來控制人生的工具。

德里達的語言學批判在20世紀後期具有廣泛的影響，很多社會學家像德里達那樣通過語言學批判展開更深入的理性批判。理性在洶湧如潮的批判中逐漸減退了昔日的光輝，理性駕馭語言、壓抑人性的能力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但是，“狡黠的理性”[3]並沒有因為思想家們的批判就心甘情願地收斂自己的暴力，而是以更具欺騙性的形式對人性施展了更廣泛、更深刻的暴力。

德里達等人批判的語言暴力，是理性用技術語言、專業語言或理論語言對人類生活施展的分割與控制，而當這些以邏輯形式表現的語言的權威受到限制後，理性不再僅僅以邏輯語言施展自己的暴力，而是敏感地順應影視文化迅猛發展、數字化時代來臨的一系列新變化，實現了語言暴力的感性化轉換。現代傳媒科技為語言暴力感性化構築了平台，電視、電腦、錄像、互聯網、數字影像、廣告業、形象工程等技術與行業迅猛發展，無限豐富的畫面鋪天蓋地地湧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具有非凡誘惑力的形象試圖占有每一寸空間。那些萬紫千紅、光彩照人的畫面，蘊含了比概念邏輯更明確的征服意識或控制欲望。

人們在絢麗多彩的畫面面前往往意識不到功利原則、權力邏輯和專業技術的作用，也更難於意識到一向以抽象邏輯表現自己的理性控制。其實，在這些不斷引起人們視覺轉換的畫面後面，是更強烈的以功利和權力為根本目的的理性追求。五顏六色的廣告，不斷翻新的影視，千方百計刺激人們感官的形象，都不是僅僅供人們引起美感、產生快樂、體驗休閑的奉獻，而是包含著爭權奪利的理性熱望的經濟行為或政治行為。

理性之所以收斂邏輯論證而廣泛熱切地求助於感性形象，除了順應當代人類生活因現代傳媒科技而導致的感性化外，還在於理性的本質及其目的追求。無論何種理性，其目的都不滿足當下的現實而指向一種理想境界，即便是急功近利的經濟理性，其目的也是以較小的成本獲得較大收益的理想性。雖然理性有超越現實的目標，但是理性卻沒有超越現實的力量。因為理性是觀念、原則或邏輯，理性必須借助實際存在的感性的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所以，理性又不得不依賴它一向藐視的感性。

時至今日，感性形象高歌猛進地占有了原來被抽象邏輯把持的一個又一個領地，感性的力量和地位以空前的強勢顯現出來，理性不得不對感性刮目相待。理性發現，不是如何去改變感性，而是讓感性以更加誘人的形式表現自己，理性不能淩駕於感性之上，作為感性的控制者而利用感性，而是要開發感性、進入感性，用更引人矚目的感性形象包裝自己的功利性和權欲性，以此使自己的追求通過感性的形式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