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聽說愛倫堡，還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時代。當時的大批判經常提起他的小說《解凍》，斥之為"蘇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凍"後來一直成為"某種思潮"的代稱。但幾年後，他的《人.歲月.生活》中文節譯本卻在一些青年中"熱烈地"悄悄流傳。"熱烈"，是因其在圈內爭相傳閱，無緣"傳閱"者甚至以聽"傳說"為快；"悄悄"，是不能公開閱讀，若被告發，則會受到迫害，所以讀此書要冒相當的風險。這個節譯本本是"文革"前為"大批判"作為"反面教材"而翻譯出版的"內部發行"本，發行量極少，只有相當級別的"高幹"才能讀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本書對此時對"文革"的熱情早已冷卻、甚至已深有"幻滅"之感的青年，卻起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從中對"當代"西方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幾十年後的今天終於讀到公開發行的全譯本，往事、今事一齊湧上心頭，確令人有種說不出的感慨。

生於1891年的愛倫堡少年時代即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開始文學創作，17歲入獄，19歲到巴黎深造。十月革命後，他參加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後以記者的身分長期外駐西歐，與西歐文化界關系既深且遠，甚至成為蘇聯與西方文化關系中一條重要的"紐帶"。這部一百四十萬字的回憶錄寫於60年代，作者詳敘了從記事時起到50年代中自己經歷的人與事，大到兩次世界大戰、世界革命，小至周圍一些同事的個人嗜好。他的特殊經歷，使他與當時俄蘇和西方的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家等大量精英人物都有或深或淺的交往，而與文化藝術界人物的交往更多、更深，書中所著筆墨更多。他有種特殊的才能，對每個人的描寫無論著筆或多或少，或粗或細，都栩栩如生，格外傳神。慢慢讀來，一幅生動豐富的20世紀前半葉歐洲文化界的歷史圖景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當時的時代、社會氛圍，甚至可以從中看到歐洲一代知識分子心靈、精神的發育史。更有意義的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可成為深受俄國精神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使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更加深刻。

一

左傾，無疑是那個時代人文知識分子的主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作為戰地記者，愛倫堡親眼看到了現代化戰爭的殘酷："死亡是機械式的"。看到雙方的戰士奮不顧身，英勇作戰，互相殘殺，他感嘆道："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正在保衛祖國、自由、人類的尊嚴；然而他們卻不過是一台巨型機器上極小的零件罷了。"（上，第177頁）

對於歐洲和俄國知識分子來說，"一戰"成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間的分水嶺。在精神上，許多知識分子也陷入狂熱之中，他們以近於迷狂的語言宣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鼓吹對敵國的仇恨和戰爭，提倡極具蠱惑性的英雄主義，對群眾的激情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只有羅曼.羅蘭等少數知識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雖成為眾矢之的，被責罵為膽小鬼、失敗主義者、墮落、叛徒、內奸、民族的敵人……但仍與這種煽動戰爭、仇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進行鬥爭。

其實，羅曼.羅蘭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這種理性的英雄主義最為難得。只有經過巨大的浩劫之後，普遍的狂熱才能漸漸冷卻，理性的聲音才能被社會聽見、接受，反戰、和平終於成為普遍的情緒和願望。然而，精神的深創巨痛並不因戰爭的結束而平復，舊的價值、觀念悚然轟毀，人們在精神的虛無中痛苦仿徨，熱切地追求新價值、新世界。

十月革命，填補了他們價值的虛空，給他們帶來新的希望，同時給平淡無味的生活帶來強烈刺激，使他們在令人沮喪的現實中看到理想之光。對那些藝術家和人文知識分子而言，俄國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為他們天生無拘無束，不願受任何體制、習俗和種種規範的束縛，對任何"體制"都報有反感，抨擊體制、權力、金錢……對個性的壓抑。推翻舊體制的俄國革命使他們空前興奮起來，以為迎來了一個沒有"體制"、自由自在的新時代。

1918年5月1日，莫斯科全城都用未來派和至上派的油畫裝飾起來，全城都畫滿了抽象派的色塊，"在紅場上出現的不是學院派的畫家，而是未來主義者、立體主義者、至上主義者"。（上，第273頁）"左翼藝術"發出了"第一號命令"，雖然到處都是饑餓與寒冷，但到處都有人在朗頌詩歌，"這不是詩歌節，而是整整一個詩歌的時代"。各種流派不勝枚舉，共產主義未來派、形象派、無產階級文化派、表現派、費定斯特派、無物體派、現在派、阿克秦派……（上，第365頁）生活本身似乎已成為"藝術"，一群群浪漫文人已經進入亢奮狀態。十月革命後不久，愛倫堡作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外交信使"重返西方，發現談論俄國革命一時間成為歐洲知識界的時髦，文學藝術中的未來派、超現實主義、結構主義……都從中汲取靈感，發表一通又一通關於社會革命、文學和藝術革命（包括內容與形式）的宣言，歌頌這場革命。這時"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盼望暴風雨，但暴風雨對於他們說來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對於一部分人說來是啟示錄中的世界末日，對於另一部分人說來是一場戲劇演出。"（中，第131頁）甚至在上流社會的沙龍里，讚美"俄羅斯的實驗"也成了一種時髦，"對蘇維埃的一切都加以讚美的冒牌紳士獲得了'布爾什維讚'的綽號"，一位網球運動員也對愛倫堡說："聽說你們已經廢除了鈔票。這好極啦！我痛恨計算開支……"（中，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