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電子媒介與文學轉型

文學界一般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經歷了三次深刻的社會轉型：一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由封建專制形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型；二是1949年以後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轉型；三是世紀末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現代開放型社會主義的轉型。…

第三節媒介作為一種文學新視角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媒介其實已經是文學發展的一種動力性因素。從報刊到電影，再到電視和電子網絡，每一種媒介的出現，不但改變了信息的傳播途徑，也構造了文學發生發展的新場景。甚至可以說，新文學發展離不開媒介的發展，沒有新的媒介就不可能有新文化的發生與發展。因此，媒介作為一種觀察文學發展的新視角也就成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有了電影以後，明星的個人簡歷、檔案、生活照片、封面照片、電影作品介紹、寫真圖片、個人日記等都成了人們追蹤的對象，各種報刊也以披露明星隱私為能事，一些關於電影明星的紀實文學也成為文學中的暢銷讀物。而且明星的服飾和行為等都成了眾人追捧的對象，於是一部好的電影，往往塑造了一個耀眼的明星，而一個耀眼的明星就會導引一種時尚文化和流行風格。另外，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小說電影化不僅使許多青年作家直接為了改編為電影而創作，而且使“電影化”成為文學的一種無意識趨向。因此，與電影本身的轉變一樣，小說也變得越來越好看了。…

“白話文學”、“平民文學”背後是西方現代社會的“科學”“民主”以及“社會進化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文學史的書寫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則又強化了階級鬥爭的學說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鬥爭的學說。魯樞元還提出了文學史書的自然維度，即從生態視閾來考察文學的可能性，這無疑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思路，可惜這種視角還未有更多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其實，考察新時期30年來文學的“生態書寫”，不難發現所謂“生態文學”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改變和躍進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是在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之後給生態環境帶來空前破壞並產生危機的時候及時出現的新文學。對這一文學樣態的梳理也可以見證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軌跡，並了解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外在與內在動力。

其實，考察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新文學發展還一直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即媒介的變遷影響著新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創作主體的觀念，創作的風格和讀者的接受方式等。…

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從語言形式看，短信笑話在實際的社會交際中往往體現出自身的特點。不妨看看這則短信笑話：“你被通緝了……以下是你的罪行……對朋友太好，又夠義氣，善良純真貼心又可愛……本庭宣判……一輩子做我的好朋友。”先是以法律語言如“通緝”和“罪行”等造成“嚇唬”效果，繼而轉說原因是一貫可親可愛，最後回到法律語言，做出令人突兀而又興奮的“一輩子做我的好朋友”這一莊嚴“宣判”。這則短信笑話顯示出兩個特點：一是短語性，即短信笑話的篇幅必須短小，通常不足百字，而這則短到只49字。這是要適應手機的屏幕尺寸，可以說是由手機媒體（觸媒）的媒體特性所決定的。二是速笑性，即它必須在半分鐘左右這個超短時間內迅速引起收看人發笑。具體到這則短信笑話，它引發的不是一般的大笑，而是好友之間的會心的微笑。這就是說，不短不足以成短信，而不笑不足以成短信笑話。由此可見短語和速笑對於短信笑話有多重要了。…

諷刺、調侃或針砭時弊在短信笑話中也不在少數。“學問之美，在於使人一頭霧水；詩歌之美，在於煽動男女出軌；女人之美，在於蠢得無怨無悔；男人之美，在於說謊說得白日見鬼”，這顯然是以整齊對稱的語句諷刺或調侃當下一種時髦學問、詩歌、男女的品行。…

短信笑話有什麽好談的？笑過就忘啊，還談什麽？誠然，短信笑話在大量普通人群間發送和傳看，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低俗不堪，何足掛齒，但我以為，這卻是我們需要正視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學或文化現象，它可以讓我們從中見出為我們的傳統偏見所忽略的一些有意味的東西。例如，要了解近來文學中語言及其形式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揭示的社群情感等變化，短信笑話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合適的分析對象。這並不等於說通常的嚴肅寫作、暢銷書、影視劇本、網上文學等在語言上的進展就變得不重要了，而只是表明，正是在短信笑話這種當今影響公眾最廣泛的移動網絡媒體形式中，文學語言形式的新變化及其社會修辭功能表現得最為集中、鮮明且最具公眾號召力，因此值得做一番考量。…

後真相政治（英語：post-truth politics）是一種政治文化，亦是當今國際出現的一種新趨勢。該詞首次出現在1992年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在《國家雜誌》（The Nation）的文章，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2016年英國去留歐盟公投事件期間變得普遍[1]。所謂「後真相」，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後真相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即是「雄辯勝於事實」，意見重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2][3]此外，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主因。…

基本不看電視，我形成這一習慣不覺已有幾年了。互聯網普及--我經常上網，能從網上得知最新的重要新聞，而且能獲知多個角度的不同解讀，讓心里踏實，這應該是最大原因。對電視上的影視劇，我也不喜歡，認為不真實，這樣的"不真實"當然包括人物和歷史背景不真實，也包括其場景中某些為一般讀者所粗忽的細節--這就涉及到導演和演員的專業素養了。我看過一些境外影視（DVD），對人家導演設置的場景，演員非常抽投入的表演，很高的專業水平，一絲不茍，而且對話簡潔幽默，大事小聲說簡短說，有著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國內幾個大牌導演，主題符合"主旋律"，場景宏大而華麗，動輒上億的資金投入，但在"歷史事實"和"生活真實"的細節方面，是很容易讓人看出破綻來的，而且把觀眾看作小孩童，人物對話充滿說教。…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林則徐作為有見識的中國官員，就開始廣為搜集西方各國的材料，並讓人編《九洲志》，翻譯了一些關於世界地理的書。他還利用華僑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報紙進行翻譯。但是他的這個工作卻受到了從上到下的排擠，當時大多數官員認為林則徐破壞了中國的文化，讓狄夷的東西影響了中國。後來林則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給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後編成了《海國圖志》。《海國圖志》著重介紹了外國的機器、先進的武器，並提出了“師夷長技”的觀點。結果很多人看了這本書感到震驚，認為是宣揚狄夷之技加以排斥，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也沒受到重視。但這本書傳到日本後，在短短幾年內就翻印了21版，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大家看，林則徐、魏源編寫這本書是為了啟發國人，但是他們受到了國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對此書如獲至寶，經過明治維新變得強大了，反過來又侵略中國。…

各位朋友，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互相探討這個問題——語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當然以近代中國的新詞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類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語言。而語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

一、語言的發展能導致社會的變化

語言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新詞匯的產生，新詞匯表示新事物的引進，新事物包含著新知識，新知識孕育新的話語體系，這些將導致社會的變化。…

幾天前，《紐約時報》與英國《觀察者報》披露了一個“驚天事實”：一家叫做劍橋分析的數據公司，非法竊取5000萬臉譜（Facebook）用戶資料後用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然後根據結果進行精準推送，進而影響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而這家公司的數據挖掘團隊與俄羅斯以及特朗普團隊都有“關聯”，於是，俄羅斯借助“非法竊取”臉譜數據“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的故事在歐美主流媒體，以及中國的各類媒體平臺刷屏。



這個看上去很有說服力，且充滿第一手資料和細節的新解釋，為已經停滯了近一年的“通俄門”調查提供了新的證據，甚至在微信的流量公眾號裏，已經出現了“特朗普大難臨頭”為標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