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從文學史的經典闡釋來看，有一個從審美理想主義，向政治實用主義的發展。

文學史研究在20世紀也經歷了大轉型，一個極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歷史上形成的文學經典。由於對經典的看法衝突抵牾，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經典觀，或者更準確地說，形成了經典維護派和顛覆派兩大陣營，其爭論、批判和對抗遂演變成為一場狼煙四起的“文化戰爭”。經典維護派恪守文學經典的普適價值和審美趣味，強調經典的既是歷史的時間選擇，也是文學披沙揀金的積澱產物。

因此，經典是無可比擬的，是一個文化中最為寶貴的東西。較之於維護派，顛覆派完全采用了一種解構性的思路來解釋經典的形成。他們認為所謂經典，說穿了不過是佔據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功能而已，即是說，經典的形成完全是某種人為的選擇過程，其選擇的標準表面上看，是文學的普適價值和審美特質，但暗含的標準乃是“垂死的歐洲白人男性作家”的審美趣味和文化價值。

故此，對文學經典的反思、批判和顛覆，最終將經典形成還原，為某種刻意的人為性和特定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進而為那些在社會文化中處於邊緣的、被壓迫的和非主流的社會群體建構自己的經典，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合法化論證和實踐策略。經典的經典性從合法到不合法，從自然形成到人為的意識形態選擇，這一深刻的轉型為不同社會群體建構自己的經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超越現代與後現代的分野

以上九個問題彰顯了20世紀文學理論如何從現代範式轉向後現代範式。今天，我們反思文學理論現代與後現代的紛爭，考量兩種範式的嬗變，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超越兩者的對立而達致新的理論建構。

首先，比較起來，現代範式更是一個“立”的過程，它為文學理論奠定了諸多基本觀念和價值規範；而後現代範式更具“破”的衝動，恰如解構(deconstruction)這個概念，所具有的“破壞”或“瓦解”意味那樣。

如果說現代範式有點專斷和霸道，它忽略了許多差異性文學及其地方性價值的話，那麽，後現代在質疑和顛覆現代範式時往往只破不立，雖然帶來了新的理解和解釋，但從根本上看有隱含了落入相對主義，和差異性小敘事窠臼而難以自拔的危險。因此，尋找新的基點來反思現代/後現代的局限，就成了今天理論發展的關鍵所在。

其次，在注意到現代/後現代的二元紛爭的同時，不能簡單化地理解這一範式的衝突。人文知識演變絕不是簡單的線性取代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隱性疊加和交錯關係。所以後現代範式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現代範式銷聲匿跡。

毋寧說，後現代範式的出現一方面導致了現代範式的激烈辯爭，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對現代範式的反思和修正。我們對兩種範式的分析，乃是一種韋伯“理想型”的抽象概括，還需要注意其間存在著許多相互交錯糾結的中間理論形態及其範式。也許這些中間形態對於如何消弭現代/後現代的範式對立最具啟發性。

最後，如何在後現代之後重建文學理論，是一個相當迫切的問題。雖有人主張後現代已經“終結”，但是嚴肅地看，後現代範式對現代範式的批判、顛覆和解構，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事情；另一方面，現代範式也沒有因為後現代的激烈顛覆而銷聲匿跡。

對於文學理論的建設來說，重要的不是去評判某種範式的優劣高下，而是通過理論範式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通過兩種範式的參照性分析，找出文學理論未來發展的路向。“後理論”采取了一種更冷靜和更開放的思路，更加寬容和多元地對待兩種範式曾經有過的激烈較量。

這就促使我們思考一個比現代和後現代爭論更為迫切的問題：如何超越現代與後現代的對峙？如何為文學理論的這種超越，找尋到一條或多條發展路徑？顯然，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比分析現代和後現代範式轉型的更為棘手，也更為複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