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在一篇文章里，也有類似描述，他說：“前現代時，文化是審美，對文字有一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神秘感——‘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鬚’。古典繪畫像《蒙娜麗莎》，像米開朗基羅畫的很多巨型油畫和壁畫，都精美絕倫，美不勝收。到了現代時期，文化成了審醜，現代藝術成為審醜的藝術。諸如杜尚的畫，還有立體派等就變得很醜。現代藝術成為審醜的藝術，因為人類在現代社會遭遇到異化的恐怖，遭遇到一種生存的擠壓。而後現代社會連審醜這種反抗性都沒有了，藝術是消費。……大眾消費時代，人們不再談藝術的審美價值，而津津樂道它的價格。價格成為人的身份、人的尊嚴，也成了人的師承的未來。”王岳川的話形象生動地說明了文學由“個人審美創造”逐漸變成“大眾文化消費”的過程。他的話也讓人聯想起布爾迪厄，他關於“文化資本”的觀點在今天的電子媒介時代，確實成了至理名言，被媒介塑造的文化明星和文學名家，今天都是有“身價”的人——可以獲得出版社高版稅的人。此外，試想想在一個人們整天都被大眾媒體商業廣告，特別是電視廣告包圍的時代，文學怎麽可能在傳統的“純文學”里孤芳自賞呢？更何況文學創作、出版和閱讀本身已經被納入了商業機制，文學已經成了文化產業的一部分。“一個時期的文學特征，不單與時代環境相關，也與文學生產的方式密切相關”。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影響生產，而當下的電子媒介實質上已作為文學生產和消費的重要環節參與到文學產業中來。正如鮑德里亞所說：“消費被用來描述後現代社會特征，對應於用生產來描述的現代社會。生產和消費——它們是出自同樣一個對生產力進行擴大再生產並對其控制的巨大邏輯程式的。”文學在這種消費主義邏輯和消費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無疑難以擺脫消費主義文化的羈絆，即使是兒童文學這片相對純凈的園地，也難以擺脫這種商業的羈絆。紐約大學兒童文學學者彼特·荷林達爾在《童書里的童年符號》中列出了歐美學者給兒童文學下的六種定義，其中第一條是這樣的：“兒童文學是作家、出版人和圖書銷售商共同參與的結果，它是三者意圖和決定的聯合體，它包括一個對兒童市場的共同設計。”這個定義其實證明了兒童文學生產和消費已經進入到商業文化的軌道，在商業社會里，兒童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商業文化的一部分。

二、審美後現代性轉型

前已述及，電子媒介時代就是信息時代，信息社會就是後現代社會。從某種程度上講，後現代生存已全面信息化和媒介化了，或者說人們生活在媒介信息建構的世界之中。信息時代，中國文學和文化也由審美現代性向後現代性轉型。王一川認為，中國審美現代性進程是與媒介的現代性進程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方面，審美現代性依賴於傳播方式的現代性即大眾媒介的發達，因為正是大眾媒介的發達為審美現代性提供得以展開的現實傳播網絡和社會動員場域；另一方面，大眾媒介的發達本身並非外在於審美現代性，而是構成它的一個基本層面。小說中的審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傳遞給受眾。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媒介便沒有文學審美；同理，沒有現代媒介便沒有現代文學審美或審美的現代性。而審美現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現代性作為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的現代性變革。審美現代性是在相應的傳播媒介中萌發和生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