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用文本概念來取代作品概念，意在把文學研究的對象，從一個獨立自足的實體概念，轉向一個處於諸多要素關聯中的關係性的相對概念；意在把中心化的作品結構，轉向文本那複雜交錯的網狀結構。

這樣一來，獨立自足而又固定不變的作品，也就轉變為帶有互文性和生產性的文本，恰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文本乃是一個“反學科的對象”(19)。假如說作品的概念對應的，是文學理論及其語言模式的話，那麽，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說文本概念則是對應著理論的話語模式。

晚近隨著電子文學的出現，網絡所創造的塞博空間，為超文本的生產傳播提供了可能，而文本的基本特征在超文本形態中，得到更為充分的呈現。從作品到文本，不但是文學理論研究對象本身的轉變，更體現出文學研究的“思考和感覺方式”，由焦點式的封閉性，向網狀結構的關聯性和開放性的轉型。於是，從關注文學到關注文學政治成為可能。

第四，就文學活動的主體而言，有一個從強調作者到關注讀者的重心遷移。

如果從20世紀向前回溯到浪漫主義，那麽，文學理論的現代節拍里，暗含著一個從作者到讀者的轉變。浪漫主義把詩人比作英雄和立法者，曾幾何時作者被奉為文學活動和意義闡釋的唯一根源，作者具有君臨一切的權威性。

自俄國形式主義以來，文學理論開始了一個將作者逐出教門的運動，從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到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論，再到新批評的意圖謬見說。但有趣的是，真正對作者的徹底清除，卻是在諸多帶有後現代範式特征的理論中完成的。

巴特的“作者之死”宣判了意義壟斷者的終結，福柯的作者—功能論，揭示了文本生產的權力/知識共生性，這些理論在清除作者的同時，又為讀者的登場提供了合法論證。

就像巴特所言，作者之死乃是讀者的誕生。假如說作者在文學研究中，具有“上帝—神學式”的權威意義的話，驅逐作者帶來兩種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現為文學意義和解釋唯一根源，二是如果質疑作品自身的意義根源性的話，那麽，複數的讀者就作為文學研究意義生產的主體而被彰顯出來。

換言之，各種讀者接受和閱讀理論的湧現，為文學文本意義多元解釋，及其合法化創造了前提。從閱讀現象學到讀者共同體，從閱讀範式到文學能力，從接受美學到讀者反應批評，種種讀者導向理論的發展，深刻改變了20世紀文學理論的地形圖。

第五，意識形態在文學中的凸顯，有一個意識形態批判去自然化的轉變。文學理論的意識形態評判，就是揭櫫文學如何運用話語策略，來實現文化領導權和文化支配。

隨著文學研究越來越傾向於文學文化政治的解析，意識形態成為20世紀文學理論極具爭議性的問題。現代文學理論有關文學自身的諸多價值觀和理念，一度曾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和不可改變的。隨著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祛魅性分析，隨著對意識形態各種潛在的運作規則揭露，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了這樣的事實，那些看似自然而然的文學觀念和話語，不過是某種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已。

更重要的是，這種意識形態通常是經由一系列的話語手段或策略，將現存的、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說成是必然如此和自然合法的。於是，意識形態批判的重要任務，是揭露統治階級的文學觀如何把黨派的、特定群體的價值和利益，巧妙地轉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價值，並極力鼓吹這些價值是不可改變的。從文學理論話語和價值觀的自然化，到去自然化，意識形態批判的理論，具有某種振聾發聵的去魅功能。正是在這種去魅化的意識形態分析中，文學被還原其本來面目，政治群體和利益集團的文學政治屬性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