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問題與範式轉換

現代和後現代的理論範式，所以具有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究其根本，就是在基本問題研究中的概念、形而上觀念、價值等方面的轉變，亦即對基本問題的“思考和感覺方式”的轉變。以下九個基本問題在“思考和感覺方式”上的轉型，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理論現代和後現代範式的嬗變。

第一，從知識形態上看，有一個從文學理論向理論(以及後理論)的轉型。

從文學理論向理論的演變，可以說就是現代範式向後現代範式的一個縮影。文學理論著眼於有關文學的理論，因而突出了文學自身的自主性、文學性和審美層面，文學的技巧、風格、修辭、形式等層面被凸現出來。

可以說文學理論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形態是在一個分化性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邊界和對象，進而有別於其他知識系統。從文學理論向理論的遷移，表面上看只是去掉了“文學”這個限定詞，但其中所發生的變化是深刻的。

理論越出了文學的邊界進入到哲學、社會、歷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從問題到方法到觀念都發生轉變。或許我們有理由說，文學理論是現代性的分化趨勢在知識生產中的表征，而理論則是後現代的去分化趨向在其中的反映。(18)


如果說文學理論是現代人文學科的一個獨立分支的話，那麽，理論則屬於涵義深廣的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s)的一部分；如果說文學理論是關注文本的文學性和審美特性的話，那麽，理論則把文化政治的問題彰顯出來。只要對晚近文學研究中文學與哲學的再度結盟，或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融合現象稍加分析，只要對近半個世紀的理論大師的著述稍加翻檢，便不難發現文學理論和理論的差異所在。

第二，從基本方法論上看，在語言學轉向的大背景中有一個從語言到話語的範式轉變。

20世紀是語言學全面征服各個學科的世紀，存在著一個影響廣泛的“語言學轉向”。文學研究深受語言學的影響，尤其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我看來，語言學轉向是一個趨向性的總體概括，在這個總趨向中有兩種範式的沿革。

第一種是把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觀念建立在語言學模式基礎上，其特征是把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作為基本方法論，考察作為言語基本規則的語言系統，集中於各種抽象的文本和文學語言規則的概括和分析。

這一模式的極端形態就是各種語言學規則在文學文本中的體現，從雅各布森等對詩歌二項對立結構的解析，到普羅普、托多洛夫等人對敘事文本的故事和話語的分析等。

然而，語言學模式的分析逐漸脫離了現實的語言活動——話語，於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個從語言模式向話語模式的範式轉型。如果說語言模式是語言學轉向中第一次轉向的話，那麽，話語模式則是第二次轉向。如果說語言模式是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的宰制的話，那麽，話語模式則是後結構主義思潮在文學研究中的散播。


兩次轉向恰好對應著文學理論的現代範式和後現代範式。話語模式的流行說明一個重要轉變，那就是文學研究從抽象的語言學規律，日益轉向複雜具體的現實話語活動，主體、語境、社會關係、利益衝突等概念被再次引入文學理論，有力地揭櫫了話語與權力、知識和社會關係的建構性關係。這一理論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德里達的“一切均在文本中”。

第三，從研究對象上看，有一個從作品向文本的轉變。

就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而言，從現代到後現代的理論嬗變，存在著一個從作品到文本的觀念轉變。今天，我們對文本這個概念使用頻繁，再熟悉不過了。但是，今天的文學研究者們，為何熱衷於使用文本概念而冷落作品概念？

其實，在知識生產中，概念的變化反映出知識關注重心的遷移。在文學理論的現代範式中，作品被定義為一個與作者和讀者，均無關係的自在自為的獨立實體。它就像康德的物自體概念一樣，成為一個“作品自體”。

俄國形式主義的“主導”概念，布拉格學派的“特出”觀念，英美新批評的“意圖謬見”和 “感受迷誤”的命題，是作品觀的典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