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末清初反清人士移民較大規模地將媽祖信仰文化帶至越南

17世紀中葉，明末清初時期，「反清復明」運動失敗，一些遺臣及其隨從、家屬等流落到越南成為移民。1671年，廣東雷州人莫玖說服了柬埔寨國王，率部下和反清文人等近千人逃離中國移居到當時還是屬於柬埔寨的河仙地區。



1676年，莫玖逝世，他兒子莫天績繼承父業，繼續在河仙地區開拓發展，不斷擴大所屬土地，使該地區面積達6萬平方公里左右，涵蓋了現今的堅江、薄寮、金甌、溯莊、芹苴等幾個省，他也逐漸成為當地各族群的統領。1715年，莫天績舉事，脫離柬埔寨，投靠了越南阮朝，阮朝封他為崇德侯，統管河仙地區，此後，何仙地區就列入越南的版圖了。…

(二) 中部地區的媽祖文化

中部地區主要是峴港會安，歷史上是中國人移居越南的第一站。明末清初有大量不願意服從清朝統治的明朝遺民紛紛來到此聚留，他們以「維持並繼承明朝香火」為願望，形成特殊的族群與聚居區：「明香與明鄉社」，他們從中國移居過來時帶來了媽祖信仰，建了很多的媽祖宮廟，後由於各種原因，華人社群不斷減少，媽祖宮廟也逐漸減少，據阮玉詩統計，目前中部地區主祭媽祖的媽祖宮廟還有8座，這些媽祖宮廟基本上都是歷史遺跡，…

媽祖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庇護神，其信仰文化從宋代產生後就伴隨官方與民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傳播到海絲沿線各個國家，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毗鄰中國，古稱交趾、安南的越南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重要的國家，其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是漢文化圈的一部分。這樣有著方便的區位條件和相近的文化特征，使媽祖文化傳播到越南後，有著廣泛的發展和影響力。



一、越南媽祖文化的現狀

媽祖文化在越南的傳播發展中出現了大量的供奉媽祖神靈的宮廟與會館，有些流傳至今，成為了媽祖文化在越南傳播的歷史見證與現狀表征。根據越南學者阮玉詩、張英進、阮俊義、阮福才等的統計與研究，越南現有134座主祀媽祖的天后宮與會館和170多座配祭媽祖的宮廟與會館，…

（2）沿海航路與大規模的海上運輸

在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強國之間戰爭頻繁，但也正是由於這些爭霸鬥爭，使得沿海各區域以及通海江河各水段的航路更加通達。在當時已經被開通的航路中，有渤海與渤海海峽橫渡的航路，環繞山東半島的航路，由浙江沿海至山東半島的航路，江浙閩粵之間的沿海航路以及江水、河水、濟水、淮水、泅水各大川的航路和人工運河、太湖等航路。



這些航路都是當時船隻航行的主要航線。「沿於江海，達於淮泅」，證明一個江海相通的綜合網狀航線已形成。為了使航運事業發展得更加迅速，有些大國開始進行了航運管理和監督。在大規模的航運方面，有了通達航路作為保障，水上航運更加通暢。…

木帆船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航海事業進入了起步時期，也標誌著中國的航海活動擺脫了盲目和被動的消極狀態，已經進入了明確、主動的自覺狀態。之後，風帆的出現改變了原始航海的動力，從最早的漂流動力和人工動力演變為自然風力，風帆作為古代航海活動中最主要的船舶驅動裝置，對於中國古代海運事業十分重要。

（2）航海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進步…

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發展與繁榮和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處於一種幾乎同步的狀態。中國古代在全球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大國角色，中國海運大體經歷了在蒙昧中起步到古代海運事業的形成，在不斷徘徊中得以快速發展，在繁榮昌盛之後逐步衰落。

海運的蒙昧時期

根據相關的遠古神話和出土文物探析，舊石器時代晚期很可能是中國航海活動的萌芽期，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遺址中發現了很多海洋生物骨骼和貝殼，證明當時的人們曾和海洋有所接觸。…

基督教的交流

關於基督教何時傳入中國，中外學者有著不同的意見。根據英國著名宗教史學家、漢學家穆爾在《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一書中說：「公元635年中國有景教會，這是我們認識中國基督教的頭一個確切的出發點」，可以看出，部分西方學者認為基督教於公元635年傳入中國。但中國學者持有不同觀點，上海師範大學孫景堯教授在《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復合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點與作用探》一文中提出基督教的傳入是在公元4世紀至6世紀之間。…

伊斯蘭教即使通過和平的方式在海上絲綢之路迅速擴張，但也有其本身的特點：

第一，敲門磚。商人通過商業貿易往來這塊敲門磚，使當地統治者被巨額商業利益吸引，進而在本國經商。這使得穆斯林可以廣泛分佈在各個地域，並留下居住，得以繁衍生息，為日後傳教建立平臺。穆斯林在長期居住地形成穆斯林聚居區，在此與當地人通婚，娶妻生子，甚至擔任官職。例如，穆斯林蒲壽庚在宋朝末年擔任泉州舶使，這些穆斯林後裔逐漸演變成了現今的回族。在穆斯林聚居區形成和發展的同時，伊斯蘭教傳教士和學者也緊隨著商人來到當地興土木，建寺院，例如廣州的懷聖寺，杭州的鳳凰寺，揚州的仙鶴寺等。…

中國佛教傳入朝鮮半島可追溯至公元372年，當時前秦符堅派使者送給高句麗小獸林王佛經和佛像。7世紀中葉，新羅統一百濟和高句麗後，派出大批僧人來中國求法和巡禮，回國時攜帶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和文物，在國內開山授徒，形成了「五教九山」。



「五教」是5種佛教宗派，即涅宗、律宗、華言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的是佛教禪宗的9個派別。繼新羅王朝的高麗王朝時代，中國與高麗的僧人繼續互訪、交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麗僧諦觀、義通和義天。唐會昌滅佛，加上唐末戰亂，中國大量佛教經典被毀或散佚，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門派天臺宗和華嚴宗都面臨後繼無人的境地。



高麗僧義通…

同樣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在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盛唐時期達到鼎盛。而公元十三世紀初，突厥人攻入比哈爾和孟加拉，印度最後殘存的佛教寺——飛行寺、那爛陀寺和超巖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侶多數被殺害，這標誌著在印度傳承1700餘年的佛教消亡，而佛教在中國卻作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揚和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有陸路和海路兩條路徑。但最早佛教是由陸路還是海路傳入中國，學術界說法不一，一直未有定論。佛教從陸路傳入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２世紀，佛教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新疆地區，然後到達玉門關、通過河西走廊傳到內地。海路則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漢武帝時期開辟了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度東海岸黃支等地的海上航道，佛教極有可能從印度南端印度洋入海，橫穿馬六甲，北上至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道教的交流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融合了道家的思想，但道家與道教是完全不同的。道教是繼承華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脈，從敬天祭祖到殷商時代天神崇拜，再到春秋戰國的黃老道家，秦漢時期神仙方術、民間信仰以及東漢「五斗米道」，「太平道」等的宗教、文化的融合。



依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記載，公元七世紀，朝鮮已有許多人信奉道教。當時中國正值唐朝，唐高祖得知這一情況後，即送道士和道經到朝鮮。此後的幾百年間，道教成為朝鮮高句麗王朝的國家宗教之一。…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中外貿易往來的線路，也是一個世界宗教文化交流傳播的通道。中國自古是一個「淡宗教，重人文」的國度，但從鬼神信仰形成體系、儒家思想演變成儒教、道家思想演變成道教、脫胎於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以及其他宗教開始興起時，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變成了一條宗教交流的通道。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將儒教、佛教、道教等東傳至朝鮮、日本等地，將媽祖信仰南下至東南亞等地。同時，印度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也傳播到了中國。

儒教的交流…

（原載“爱思想平台”）

[①] Barbara Herrstein Smith, 「Narrative Versions, Narrative Theories」, Critical Inquiry, (Autumn 1980), p. 224.

[②] 斯拉夫字母與拉丁字母的轉寫有幾種不同的系統，這兩個俄文詞的拉丁字母對寫不能確定。「Фабула」轉寫比較穩定：「fabula」，但「сюжет」的拉丁字母轉寫法有多種：「sjuzhet」，「sjuzet」，「suzet」，「sjuzhet」，「syuzhet」等，最後一種用得較多。

[③] Victor Shklovsky, 「Sterne』s Tristam Shandy: Stylistic Commentary」,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七、底本里有哪些東西？

分層模式面臨的另一類問題是：哪些東西只能存在於述本中？哪些東西只能存在於底本里？哪些東西能同時發生在底本與述本里？查特曼說述本就是形式，就是表現；底本是內容，是事件[59]。那樣的話，雙層模式就太容易被解構，因為形式與內容很不容易區分。卡勒的抨擊就擊中了這個要害：《俄狄浦斯王》的述本不只是形式，述本對故事的進程提出了決定性的要求。…

從卡勒對《俄狄浦斯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的困惑，依然是個敘述選擇問題：對「一群」還是「一個」的選擇，本來在述本形成時就應當消失，但是上面舉的例子說明：敘述中也可以保留選擇操作痕跡，而述本中的人物最後選擇「一個」而不是「一群」，恰恰就是因為「俄狄浦斯情結」出現於選擇中。卡勒認為此述本在主題壓力下自行推進，這個壓力就是用選擇構成情節的壓力。

因此，底本的本質就是保存著「多選擇可能」，這種可能性經常顯露在述本中：就像歷史著作，會並列對比幾種史料的說法，最後說某種史料更應當采信；菜單列出各種可選擇的元素；烹飪教科書更是寫出選擇操作的方法。本應隱藏的聚合選擇在組合層面上顯現，是符號文本中經常出現的情況。

 …

六、情節在選擇中產生

如此理解底本/述本後，我們就可以用此作為出發點，回答反分層論者提出的一些難題。

第一個問題是卡勒提出的：情節在哪里產生？情節承載著敘述的意義，它究竟是底本原有的品質，還是述本變形改組的品質？…

第二，分層說並不只見於虛構敘述。史密斯認為非虛構的事實性敘述只有底本無述本：「編年史、新聞、傳聞、軼事」講述的是「按肯定的時序已經發生過的事」[49]，也就是說，這些文體，雖然也是敘述文體，卻沒有底本/述本之分，其時間無變形，「失去了勃瑞蒙說的底本/述本之間的易形性（transposability）」，事實性敘述就沒有雙層模式可言。杜麗特·科恩甚至提出非虛構事實性敘述有三層構造：「虛構只需分兩層，而非虛構需要分三層」，即需要「指稱層」（reference level）[50]。「三層說」是另一個課題，至少歷史、新聞等事實性敘述也是分層的。…

因此，兩人的看法針鋒相對，卻都同意底本是讀者從述本構築的「真正發生的事情」，或「符合現實的事情」。當述本故意混亂得不現實，理查德森認為無法構築底本，申丹認為述本的這種不現實故事就是底本故事。

五、底本究竟是什麽？

以上反對雙層模式的意見，應當說都有道理，也說明延續一個世紀的「底本/述本」分層論的確至今不夠清晰。史密斯說得很對，每個述本都是獨特的；卡勒說得也很對，述本並非只是加工底本，而有自身的意義邏輯；理查德森也是對的：底本很可能無法重構。這些批評者讓我們看到，底本不那麽簡單：底本不是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未曾變形的故事，不是查特曼所說的述本「形式」表達底本「內容」，也不是巴爾所說的對抗述本變形的「符合經驗邏輯的進程」，也不是理查德森所說的支撐述本的「真正發生的事情」。…

理查德森說的「敘述改轍」（denarration）是指小說中一種特殊的敘述手法：先說了一個情節，然後說這個情節沒有發生過，是「亂說的」，不算。這種情況主要出現於後現代先鋒小說以及當代電影中。理查德森舉的例子是貝克特的《莫洛伊》，小說描寫了一個牧場情景，然後突然說「或許我把不同的場合混到一起」說錯了，小說中無此牧場。

「敘述改轍」在法國新小說中大量出現，使用這個手法最多的可能是羅伯—格里耶：《幽會的房子》故事進行到一半，突然說前面緊張的情節只是劇院舞臺上的演出；《紐約革命計劃》說到中間，說上半部的情節只是一張海報[34]。馬原在80年代也慣用此手法，例如小說《虛構》的結尾說，整個事情沒有發生過。理查德森提出問題是：這些情節在述本里取消了，那麽在底本里是否存在過呢？…

卡勒指出，這個述本有個大漏洞：戲劇開場時，俄狄浦斯國王已經登基多年，與前王后養育了幾個子女。這一天他下令徹查當年國王拉伊奧斯被殺一案，但是他心存猶疑，因為他多年前曾經一個人在路口殺死某老人與其隨從。王后安慰丈夫說有一個見證人，曾對全城人說過，他看到「一群強盜」殺了前國王與侍從，因此不可能是俄狄浦斯殺了前國王。於是一切取決於找到此證人。但當證人應召到來時，俄狄浦斯根本沒有問當年殺人者究竟是「一群」還是「一個」，而只是追問自己的身世。卡勒說：「當他聽說自己就是前國王的兒子時，馬上得出結論：是他殺了拉伊奧斯。他的結論不基於新證據，而是述本自身的意義邏輯……事件不是主題（意義）的原因，而是其效果。」[29]卡勒說他當然不是想證明三千年前的俄狄浦斯無罪，他是說述本必須有意義，情節邏輯自身的壓力（而不是底本的「真實事件」）迫使俄狄浦斯必須發現自己犯下弒父娶母大罪，不然這個戲就不成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