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筆下的旁觀者並不局限於兩方, 也可以是第三方。休謨在分析「憐憫」這種情感時說, 我們看到一個人身處不幸, 會因憐憫和愛而感動, 但造成這種不幸的人卻成為最強烈痛恨的對象, 我們對他的憎惡超過了相應的憐憫之情。這種結果正是「雙重的同情」 (double sympathy) 所致。因此, 憐憫所呈現出來的最終情感可能是對不幸者的愛憐之情, 也可能是對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的痛恨之情。這裏的旁觀者則可視為第三方。



旁觀者的同情借助想像延伸到「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 並進而產生了「痛恨之情」, 這裏旁觀者與呈現者的身份似乎沒有變化, 但旁觀者的情感已經指向第三方, 在呈現者的背後還有導致呈現者不幸的另一方, 此時的旁觀者已然成為一個「評判者」。至於在旁觀者心中最終流露出的情感究竟是憐憫之情還是憎惡之情, 則與這兩種情感的較量有關。



與這種「雙重的同情」類似的是另一種同情,…

拉斐爾在《無偏旁觀者： 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一書中對此做了充分的闡釋。拉斐爾指出, 在哈奇森、休謨、斯密三人的道德哲學中, 「旁觀者」在道德贊同和判斷中都有其或輕或重的影響。哈奇森以「道德感」 (moral sense) 作為道德贊同與否的重要標準, 認為「道德感」是當我們發現仁愛那種無涉利益的動機時產生的一種無涉利益的贊同情感。



當哈奇森盡力去強調道德贊同的無涉利益時, 他就不得不聚焦於旁觀者的反應了, 因為「行為人自己對仁愛的贊同很大可能是一種關涉利益的贊同 (interested approval) , 而受惠者則幾乎總是一種關涉利益的贊同」[]。如此, 哈奇森就必須常常以「旁觀者」或「觀察者」來解釋他的德性論了。在《道德善惡研究、美和德性觀念起源研究》中, 哈奇森就曾闡釋過旁觀者在情感反應中的作用。…

在《詩性正義： 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一書中, 瑪莎·努斯鮑姆將文學想像和詩歌理解中的人類情感運用於司法審判和公共生活, 認為一個優秀的裁判若要達到「完全的理性」, 「必須同樣有能力進行暢想和同情」, 「他們不僅僅必須培養技術能力, 而且也應該培養包容人性的能力」, 如果缺少這種能力, 「他們的公正就將是遲鈍的, 他們的正義就將是盲目的」[1]171。



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繼承了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兩位思想家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的旁觀者理論。在他們的理論中, 明智的旁觀者通過與各方情感的同情共感進而對事物做出審慎的裁判, 正義———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正義———在人們各種情感反復溝通與認同的基礎上實現。努斯鮑姆正是將文學和情感注入明智的旁觀者, 進而提出了她所謂的「詩性正義」, 但這種基於文學想像和情感認同的正義論，似乎總令人有些懷疑其適用性和準確性。比如中譯本序言中的質疑：「既然文學和情感也並不一定是安全的,…

天后宮原來舉行的其他廟會活動，如：元宵節專為生男孩的人設的小宴禮、九月初九的媽祖天后升天祭禮及演戲的習俗等已經消失了，而二月二「文昌－福德神會」由開筆禮逐漸演變成了父母帶孩子來求學業有成、金榜題名，或者已經如願的人回來還願；清明節明鄉人掃墓祭祀祖先，改到了與越南人一樣在臘月十六掃墓，並在先賢殿供奉肉和糯米飯祭祀先人。總之，明鄉人媽祖天后信仰已帶有濃厚的越南特色，與越南人的女神、母神信仰日益接近，與其發源地中國的媽祖天后信仰已有較大的不同了。[19]



四、加強中越媽祖文化傳播交流的對策與建議

當前，加強中越媽祖文化的傳播交流，對促進中越國家間民心相通，推動雙方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3、越南人媽祖信俗活動具有鮮明的越南式特色

越南人天后廟信眾大多數是當地的越南人，其廟會舉辦時間與華人媽祖宮廟一樣，為媽祖誕辰日的農歷三月二十三日，但廟會祭神典禮是按照阮朝規定的典禮，祭祀主持人穿上越南龍袍，在三聲鼓聲之後用越南文宣讀祭文，祈求平安。祭祀時沒有華人天后宮常有的舞龍、舞獅表演和大鑼鼓聲伴奏，音樂只有鼓聲，儀式後上演的菩薩戲是越南式神功戲。儀式上的祭物通常是由該廟信眾捐錢購買的整頭未煮的豬，偶爾加上雞肉，另外一些花果、農產品等祭物由村民按照自願的原則提供。豬肉祭神之後一半切成小塊，按照信眾捐錢或捐贈的功勞多少而分配，另一半煮菜大家一起用餐，共享神恩。

(三) 明鄉人媽祖信仰文化系統…

(二) 越南人媽祖信仰文化系統

1、受華人影響接受並形成越南人媽祖信仰文化系統

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和湄公河地區越南人、華人、高棉人等族群混合居住，經濟生產與日常生活高度交匯，相互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信仰自然也相互影響。



華人民間信仰里增加了越南人崇拜的神明，添加了高棉人崇信的小乘佛教與土神信仰，越南人與高棉人當然也接受了華人的民間信仰，其中就包括媽祖天后信仰。…

越南南部前後江一帶由於華人數量不多，來自不同方言群體的華人會齊心協力聯合起來一起建設作為華人文化與靈魂凝聚點的天后宮，如：錢江省丐皮縣縣城五幫天后宮、安江省瑞山鎮天后宮、茶榮市天后宮、同塔省Sa Dec市七府天后宮。這些宮廟建築和信俗活動往往是混合式的，會著力體現參與建設的不同方言群體的地域特征，比如：最為典型的同塔省Sa Dec市七府天后宮，其廟宇主體風格是廣東人式，廟宇東西廊則是潮州人和福建人風格，祭祀的神靈除了華人共同崇信的天后媽祖外，還有潮州人、海南人的福德正神和廣東人的金花娘娘等。

3、華人媽祖宮廟與各自宗鄉會館常融為一體…

2、華人內形成潮州人、廣東人、海南人、福建人、客家人五大媽祖信仰文化子系統

越南華人按照血緣與地緣不同形成五大方言群體，分別為潮州人、廣東人、海南人、福建人與客家人。這五大方言華人群體按照各自習俗和移民越南後從事的行業、職業情況分別對從家鄉帶來的媽祖信仰文化進行演化發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媽祖信仰文化系統，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媽祖宮廟體系。

越南潮州人主要生活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和湄公河地區，因此潮州人主祭媽祖的天后宮和陪祭媽祖的關公廟、北帝廟、感天大帝廟、保生大帝廟、福德正神廟等主要分布在這些地區，據統計胡志明市有41座主祭或陪祭媽祖的潮州人宮廟，湄公河地區共有45座主祭媽祖的天后宮和60多座陪祭媽祖的其他宮廟，是華人里數量最多的。…

(四) 現代「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越媽祖文化傳播交流

上個世紀50年代後，中越關係由於戰爭等原因基本上沒有進行媽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尤其是2016年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要積極發揮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作用」後，湄洲媽祖祖廟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舉辦了「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暨中馬、中新媽祖文化活動周，2018年湄洲媽祖巡安菲律賓，2019年湄洲媽祖巡安泰國等重大媽祖文化交流活動，提升了媽祖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重新推動了中越媽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二) 明末清初反清人士移民較大規模地將媽祖信仰文化帶至越南

17世紀中葉，明末清初時期，「反清復明」運動失敗，一些遺臣及其隨從、家屬等流落到越南成為移民。1671年，廣東雷州人莫玖說服了柬埔寨國王，率部下和反清文人等近千人逃離中國移居到當時還是屬於柬埔寨的河仙地區。



1676年，莫玖逝世，他兒子莫天績繼承父業，繼續在河仙地區開拓發展，不斷擴大所屬土地，使該地區面積達6萬平方公里左右，涵蓋了現今的堅江、薄寮、金甌、溯莊、芹苴等幾個省，他也逐漸成為當地各族群的統領。1715年，莫天績舉事，脫離柬埔寨，投靠了越南阮朝，阮朝封他為崇德侯，統管河仙地區，此後，何仙地區就列入越南的版圖了。…

(二) 中部地區的媽祖文化

中部地區主要是峴港會安，歷史上是中國人移居越南的第一站。明末清初有大量不願意服從清朝統治的明朝遺民紛紛來到此聚留，他們以「維持並繼承明朝香火」為願望，形成特殊的族群與聚居區：「明香與明鄉社」，他們從中國移居過來時帶來了媽祖信仰，建了很多的媽祖宮廟，後由於各種原因，華人社群不斷減少，媽祖宮廟也逐漸減少，據阮玉詩統計，目前中部地區主祭媽祖的媽祖宮廟還有8座，這些媽祖宮廟基本上都是歷史遺跡，…

媽祖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庇護神，其信仰文化從宋代產生後就伴隨官方與民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傳播到海絲沿線各個國家，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毗鄰中國，古稱交趾、安南的越南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重要的國家，其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是漢文化圈的一部分。這樣有著方便的區位條件和相近的文化特征，使媽祖文化傳播到越南後，有著廣泛的發展和影響力。



一、越南媽祖文化的現狀

媽祖文化在越南的傳播發展中出現了大量的供奉媽祖神靈的宮廟與會館，有些流傳至今，成為了媽祖文化在越南傳播的歷史見證與現狀表征。根據越南學者阮玉詩、張英進、阮俊義、阮福才等的統計與研究，越南現有134座主祀媽祖的天后宮與會館和170多座配祭媽祖的宮廟與會館，…

（2）沿海航路與大規模的海上運輸

在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強國之間戰爭頻繁，但也正是由於這些爭霸鬥爭，使得沿海各區域以及通海江河各水段的航路更加通達。在當時已經被開通的航路中，有渤海與渤海海峽橫渡的航路，環繞山東半島的航路，由浙江沿海至山東半島的航路，江浙閩粵之間的沿海航路以及江水、河水、濟水、淮水、泅水各大川的航路和人工運河、太湖等航路。



這些航路都是當時船隻航行的主要航線。「沿於江海，達於淮泅」，證明一個江海相通的綜合網狀航線已形成。為了使航運事業發展得更加迅速，有些大國開始進行了航運管理和監督。在大規模的航運方面，有了通達航路作為保障，水上航運更加通暢。…

木帆船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航海事業進入了起步時期，也標誌著中國的航海活動擺脫了盲目和被動的消極狀態，已經進入了明確、主動的自覺狀態。之後，風帆的出現改變了原始航海的動力，從最早的漂流動力和人工動力演變為自然風力，風帆作為古代航海活動中最主要的船舶驅動裝置，對於中國古代海運事業十分重要。

（2）航海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進步…

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發展與繁榮和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處於一種幾乎同步的狀態。中國古代在全球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大國角色，中國海運大體經歷了在蒙昧中起步到古代海運事業的形成，在不斷徘徊中得以快速發展，在繁榮昌盛之後逐步衰落。

海運的蒙昧時期

根據相關的遠古神話和出土文物探析，舊石器時代晚期很可能是中國航海活動的萌芽期，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遺址中發現了很多海洋生物骨骼和貝殼，證明當時的人們曾和海洋有所接觸。…

基督教的交流

關於基督教何時傳入中國，中外學者有著不同的意見。根據英國著名宗教史學家、漢學家穆爾在《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一書中說：「公元635年中國有景教會，這是我們認識中國基督教的頭一個確切的出發點」，可以看出，部分西方學者認為基督教於公元635年傳入中國。但中國學者持有不同觀點，上海師範大學孫景堯教授在《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復合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點與作用探》一文中提出基督教的傳入是在公元4世紀至6世紀之間。…

伊斯蘭教即使通過和平的方式在海上絲綢之路迅速擴張，但也有其本身的特點：

第一，敲門磚。商人通過商業貿易往來這塊敲門磚，使當地統治者被巨額商業利益吸引，進而在本國經商。這使得穆斯林可以廣泛分佈在各個地域，並留下居住，得以繁衍生息，為日後傳教建立平臺。穆斯林在長期居住地形成穆斯林聚居區，在此與當地人通婚，娶妻生子，甚至擔任官職。例如，穆斯林蒲壽庚在宋朝末年擔任泉州舶使，這些穆斯林後裔逐漸演變成了現今的回族。在穆斯林聚居區形成和發展的同時，伊斯蘭教傳教士和學者也緊隨著商人來到當地興土木，建寺院，例如廣州的懷聖寺，杭州的鳳凰寺，揚州的仙鶴寺等。…

中國佛教傳入朝鮮半島可追溯至公元372年，當時前秦符堅派使者送給高句麗小獸林王佛經和佛像。7世紀中葉，新羅統一百濟和高句麗後，派出大批僧人來中國求法和巡禮，回國時攜帶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和文物，在國內開山授徒，形成了「五教九山」。



「五教」是5種佛教宗派，即涅宗、律宗、華言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的是佛教禪宗的9個派別。繼新羅王朝的高麗王朝時代，中國與高麗的僧人繼續互訪、交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麗僧諦觀、義通和義天。唐會昌滅佛，加上唐末戰亂，中國大量佛教經典被毀或散佚，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門派天臺宗和華嚴宗都面臨後繼無人的境地。



高麗僧義通…

同樣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在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盛唐時期達到鼎盛。而公元十三世紀初，突厥人攻入比哈爾和孟加拉，印度最後殘存的佛教寺——飛行寺、那爛陀寺和超巖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侶多數被殺害，這標誌著在印度傳承1700餘年的佛教消亡，而佛教在中國卻作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揚和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有陸路和海路兩條路徑。但最早佛教是由陸路還是海路傳入中國，學術界說法不一，一直未有定論。佛教從陸路傳入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２世紀，佛教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新疆地區，然後到達玉門關、通過河西走廊傳到內地。海路則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漢武帝時期開辟了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度東海岸黃支等地的海上航道，佛教極有可能從印度南端印度洋入海，橫穿馬六甲，北上至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道教的交流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融合了道家的思想，但道家與道教是完全不同的。道教是繼承華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脈，從敬天祭祖到殷商時代天神崇拜，再到春秋戰國的黃老道家，秦漢時期神仙方術、民間信仰以及東漢「五斗米道」，「太平道」等的宗教、文化的融合。



依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記載，公元七世紀，朝鮮已有許多人信奉道教。當時中國正值唐朝，唐高祖得知這一情況後，即送道士和道經到朝鮮。此後的幾百年間，道教成為朝鮮高句麗王朝的國家宗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