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筆下的旁觀者並不局限於兩方, 也可以是第三方。休謨在分析「憐憫」這種情感時說, 我們看到一個人身處不幸, 會因憐憫和愛而感動, 但造成這種不幸的人卻成為最強烈痛恨的對象, 我們對他的憎惡超過了相應的憐憫之情。這種結果正是「雙重的同情」 (double sympathy) 所致。因此, 憐憫所呈現出來的最終情感可能是對不幸者的愛憐之情, 也可能是對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的痛恨之情。這裏的旁觀者則可視為第三方。

旁觀者的同情借助想像延伸到「與不幸者對立的一方」, 並進而產生了「痛恨之情」, 這裏旁觀者與呈現者的身份似乎沒有變化, 但旁觀者的情感已經指向第三方, 在呈現者的背後還有導致呈現者不幸的另一方, 此時的旁觀者已然成為一個「評判者」。至於在旁觀者心中最終流露出的情感究竟是憐憫之情還是憎惡之情, 則與這兩種情感的較量有關。

與這種「雙重的同情」類似的是另一種同情, 即：「當另一個人目前的不幸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時, 生動的想像便不僅局限於它的直接對象, 而且還將其影響擴散在所有相關的觀念上, 並使我對那個人的所有情況形成一個生動的概念———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 無論是可能的、或然的還是確定的。」[5]424休謨稱之為「廣泛的同情」 (extensive sympathy) 。在這兩種同情中, 旁觀者的情感指向兩方：一方是情感的呈現者, 或者說是當事人, 一方是導致當事人產生那些情感的另一方。旁觀者的同情會顧及兩方的情感, 但如何成為一個公正的裁判者, 休謨最終將這一論述糅合到對正義及其他德性的論述之中了。

在「旁觀者如何成為一個公正的裁判者」這一點上, 斯密的論述比休謨更明確。斯密的確延續了很多休謨的觀點, 但也有很多獨特的創見。休謨論述的旁觀者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是情感的「參與者」, 處於情感反應的兩端中之一端。作為參與者的旁觀者在自我行事比如涉及自己利益時, 會有明確的反應。顯然, 休謨在論述正義論時是從前一種情形出發的, 利益雙方根據各自的情感揣度彼此的行為, 進而做出有利於自己、無損於他人的作為。

第二種情形是作為「第三方」的旁觀者, 與自己利益沒有直接關聯時, 旁觀者該如何行為呢？休謨在《人性論》第二卷《論情感》中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 作為第三方, 旁觀者憑借同情機制感受到的一方的情感與憑借想像對另一方產生的不同情感進行較量；而在《論道德》中, 第三方的裁判標準與「共同利益感」聯系在一起。與休謨的論述不同,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開篇為旁觀者的判斷提出了一個標準：合宜。無論這個旁觀者是情感的感受者或參與者, 還是脫離當事雙方的第三方, 情感的「合拍」對於社會交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 「合宜」似乎又是一個非常情境化的狀態, 在不同的處境中, 旁觀者、當事人 (一方或者兩方) 只能在情境中體會「合宜」這個標準。

在沒有第三方的情形下, 旁觀者的情感與當事人的情感會形成最直接的互動, 此時的旁觀者承擔的角色不完全是「裁判者」。斯密說：「對不幸者來說, 最殘酷的打擊是對他們的災難熟視無睹, 無動於衷。對同伴的高興顯得無動於衷只是失禮而已, 而當他們訴說困苦時我們擺出一副不感興趣的神態, 則是真正的、粗野的殘忍行為。」[6]13斯密這裏所指的「我們」是旁觀者, 也是「同伴」, 因此斯密要求作為同伴的旁觀者對當事人做出相應的反應, 否則, 這個旁觀者的反應便是不合宜的。在與同伴———這個身份暗示雙方的熟識程度———的交往中, 一個冷漠的、完全無動於衷的旁觀者只會傷害雙方的交往。這種不合宜是斯密不願意看到的。

[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 關文運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年。[D.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Ⅱ) , trans.by Guan Wenyun,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6] A.Smith,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Vol.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Raphael&A.L.Macfi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