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在公元5世紀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盛唐時期達到鼎盛。而公元十三世紀初，突厥人攻入比哈爾和孟加拉，印度最後殘存的佛教寺——飛行寺、那爛陀寺和超巖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侶多數被殺害，這標誌著在印度傳承1700餘年的佛教消亡，而佛教在中國卻作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揚和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有陸路和海路兩條路徑。但最早佛教是由陸路還是海路傳入中國，學術界說法不一，一直未有定論。佛教從陸路傳入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２世紀，佛教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新疆地區，然後到達玉門關、通過河西走廊傳到內地。海路則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漢武帝時期開辟了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度東海岸黃支等地的海上航道，佛教極有可能從印度南端印度洋入海，橫穿馬六甲，北上至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作為港口城市，遇到季風、候船等因素，本土及外來船隻需要靠港休息，補充生活補給。人員往來繁雜，其中包括取道而來的僧人，這些僧人就在沿海一帶，修建廟宇、佛寺，宣揚佛法，沿海的居民也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兩個代表性的人物：曇摩耶舍、菩提達摩。曇摩耶舍公元401年航海抵達廣州，創立王園寺（今光孝寺），建大殿、譯經典、傳佛法，他是第一個有確切記載取道海路來中國傳播佛教的外國僧人。

菩提達摩公元527年航海抵達廣州，被後人稱之為西來初地，創建西來寺（今華林寺），遊歷建康、洛陽、嵩山少林寺，並創立佛教禪宗。其後在廣州光孝寺12年，譯佛經50部，他的譯著和注疏主要是印度的瑜伽行派，與唐朝玄奘的翻譯相差較大，從而形成了「相宗」的新舊兩譯。此後，求那跋陀羅、拘那羅陀等外國僧人先後從海路來中國宣傳佛教教義，與此同時，中國僧人也曾經取道海路弘法求經，最著名的是東晉的法顯大師和唐朝的義靜大師。

東晉時期，高僧法顯帶領10位僧人從長安出發，去往天竺弘法求經，途中8人折返，1人在去往斯里蘭卡途中病逝，1人留居天竺。最後只有法顯經過河西走廊，翻過蔥嶺，沿巴基斯坦、從阿富汗進入印度，從尼泊爾南部穿越，到達恒河下遊的佛教中心。法顯先後在巴連弗住了3年，到斯里蘭卡住了2年，並取道海路歸國，在蘇門答臘或爪哇短暫停留，最後在山東嶗山登陸。他撰寫的《佛國記》介紹了當時沿途國家的佛教狀況，建議中國的佛教求法者可以先到訶陵或室利佛逝學習梵文。

不可否認，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佛教交流，使之更加頻繁、密切。更重要的是這種交流是雙向的，早期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中國佛教汲取印度佛教的思想，並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形成了各種宗派。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被中國本土化的佛教逐漸傳播海外。

中國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對日本影響巨大，這些宗派主要發源於中國的南方地區，與港口關係密切。例如，寧波是中國天臺宗佛教文化的輸出港口，從唐代開始，直至宋、元、明朝，寧波是中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和人員往來的最主要港口。公元804年，日本僧人最澄和空海都隨第18次遣唐使船來中國，最澄等搭乘的第二艘船在寧波靠岸，空海搭乘的第一艘船則漂泊到福州長溪縣，他們在中國系統地學習了佛教經典，回國後，最澄創立了日本天臺宗，空海則開創了真言宗，確立了日本大乘佛教思想。

禪宗傳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但真正在日本形成的獨立宗派，是建立日本臨濟禪的榮西（1141-1215年），他曾於1168年、1187年兩次乘船到寧波，到寧波天臺山、天童寺、阿育王寺取經，回國時帶回了天臺宗、禪宗的經典和茶籽。榮西的弟子明全和道元在師父逝世後，也來到寧波天童寺學習，明全不幸在天童寺圓寂，道元學成回國後成為日本佛教曹洞禪的開山祖師，至今曹洞禪的大本山永平寺仍將寧波的天童寺視為祖庭，如今臨濟禪和曹洞禪是日本禪宗的兩大流派。(中國發展觀察 2016-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