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斯基在我們家的最後一段時間結了婚，到高加索，到萊蒙托夫的山嶺中去度蜜月，然後回到我們家又待了一個冬天。他不在的期間，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一位瑞士家庭教師諾耶爾先生接替了他。



他是個身體強壯的人，八字鬍又短又硬，給我們讀羅斯丹的《西哈諾·德·貝熱拉克》，每一行都裝腔作勢地用最甜膩的聲音讀出來，並且根據他所模仿的人物，把聲音從長笛音變成巴松管的低音。打網球的時候，如果輪到他發球，他會堅定地站在端線處，穿在皺巴巴的紫花布長褲里的兩條粗腿大大叉開，突然膝蓋一彎給球猛烈的但卻是少有的缺乏效果的一擊。 …

現在我們準備對付本章的主題了。在下一年冬天的某個時候，蘭斯基想出了一個可怕的主意，隔周的星期日在我們聖彼得堡的家里放映教育幻燈片。他打算通過這個方式，在一群人面前——他天真地相信將會包括入迷地分享一個值得記憶的經歷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用圖例闡明（“充分地，”他薄薄的嘴唇一咂，說道）增進知識的讀物。



他認為，除了增加我們知識的儲存外，還可能有助於我弟弟和我成為善於交際的孩子。他利用我們作為核心，在這個郁郁寡歡的中心的周圍聚集起了好幾層新成員——碰巧在附近的我們同齡的堂表兄弟姐妹、每年冬天我們在多少有些乏味的聚會上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年輕人、我們的一些同學（他們出奇的安靜，但是，唉，卻記住了每一件瑣事），還有僕人們的子女。



我溫和樂觀的母親放手讓他去做，於是他租了一套複雜的設備，僱用了一個神情沮喪的大學生來操縱；我現在明白，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熱心的蘭斯基是在力圖幫助一位一貧如洗的同志。…

倒不是我特別喜歡蘭斯基。他那乾巴巴的嗓音、他的潔癖、他不斷用一塊特別的布擦眼鏡、或用一種特殊的小物件修指甲的樣子、他那迂腐得正確的言辭，都有種使人不快的東西。



也許最主要的，是他清晨古怪的習慣：大步走到最近的水龍頭（似乎是剛下床，但是已經穿上了鞋子和褲子，背後垂著紅色的褲子背帶，一件奇怪的網子一樣的背心裹在汗毛很重的軀幹上），在那兒，他的洗禮僅限於徹底浸透他粉紅的臉、發青的腦瓜和肥胖的脖子，跟著是某種痛快淋漓的俄國式的擤鼻子，然後他以同樣的果斷，不過現在頭上往下滴著水，半瞎地大步走回臥室，他在那兒一個秘密的地方藏了三條神聖不可侵犯的毛巾（順便提一句，他是如此brezgliv——用的是這個詞無法翻譯的俄語含義——以至於在碰過鈔票或欄桿後都要洗手）。…

我要放映幾張幻燈片，但是首先讓我指出事情的時間和地點。我的弟弟和我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中旬，我比他早十一個月。我們童年時代的英國和法國女家庭教師後來都有說俄語的男家庭教師幫助，後者還在最後取代了她們。



男家庭教師多數是首都的大學里的研究生。這個家庭教師的時代開始於一九〇六年左右，延續了將近整整十年，從一九——年開始和我們的中學時代重疊。每一個教師依次都住在我們家——冬天在我們聖彼得堡的住宅里，其餘時間不是在我們離城五十英里的鄉間宅第，就是在我們秋天常常去的外國的度假勝地。



我最多只要三年就能拖垮那些吃苦耐勞的年輕人中的任何一個（在這些事情上我比弟弟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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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比亞里茨的兩個月期間，我對科萊特的激情幾乎超過了克婁巴特拉蝴蝶。由於我的父母並不熱衷於和她父母見面，我就只能在海灘上見到她；但是我總是想到她。如果我注意到她哭過，就會感到一陣無助的痛苦向我襲來，使我熱淚盈眶。我無法消滅在她痩弱的脖子上留下了叮咬痕跡的蚊子，但是我能夠，而且也這樣做了，用拳頭打敗了一個對她無理的紅頭髮男孩。她常常給我一把把暖暖的硬糖。



有一天，我們正一起彎著腰看一隻海星，科萊特垂下的卷發輕輕地觸到了我的耳朵，她突然轉向我，親吻了我的面頰。我的感情如此強烈，結果能夠想到的要說的話只有，“你這個小淘氣鬼。”

我有一枚金幣，我覺得夠我們私奔用的了。我想把她帶到什麽地方去？西班牙？美國？波城往上的山里？正如我聽到卡門在歌劇里唱的，…

燈光悄悄地緩慢移過，每一道光線在經過的時候都要審察同一道縫隙，然後，一片被照亮了的區域掃過陰影。不久，隨著一聲長長的威斯汀豪斯空氣制動器特有的嘆息聲，列車停了下來。有什麽東西從上面掉了下來（第二天發現原來是弟弟的眼鏡）。我拽過一把被子挪到床腳，好小心地打開百葉窗的鎖閂，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激動。百葉窗只能往上推一半，其實它是被上鋪的邊給擋住了。



就像木星的衛星一樣，灰白的飛蛾圍著一盞孤燈轉。一張支離破碎的報紙在長凳上掀動著。可以聽見在列車的某處有壓低的說話聲，某個人自在的咳嗽聲。我面前的那部分車站月臺沒有什麽特別有意思的地方，但我仍然戀戀不捨，直到它自動離開為止。第二天早晨，濕漉漉的田野上沿水渠輻射種植著奇形怪狀的柳樹，或者，地平線上一道奶白色的薄霧橫飄在遠處的一排楊樹間，它告訴人們列車正飛速穿過比利時。



下午四點到達巴黎，即便只在巴黎逗留一夜，我總是能夠有時間在第二天中午登上南方快車之前去買點什麽——例如，一個小小的銅制tour…

運氣好的話，應該固定在值一個蘇大小的一片威化餅上。餅越大，我越為他難過。洗海水澡的過程在海灘的另一部分進行。專業的遊泳者，身穿黑色遊泳衣的魁梧的巴斯克人在那兒幫助女士們和兒童享受海浪的驚駭。這樣一個baigneur會讓主顧背對著向岸邊湧來的海浪，抓住他的手，這時，大片不斷上升旋轉的、充滿泡沫的綠色海水猛烈地從身後降下，一記猛擊將他撞倒。在這樣跌滾了十幾次之後，像海豹一樣全身發亮的遊泳服務員會把他氣喘籲籲、渾身哆嗦、濕漉漉的抽著鼻子的照顧對象帶上岸，來到平坦的前灘上。…

我們的俄國世襲財產最堅強的幸存者結果是一隻旅行包，這一事實既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Nebudet-li,t?ved'ustal〔難道你還沒玩夠嗎，你不累嗎〕？”母親會問我，然後她就會慢慢地洗著牌，陷入沈思之中。車廂隔間的門開著，我能夠看見過道的窗子，在那里，電線——六根細細的黑色電線——在奮力向上傾斜伸展，升向天空，不顧一根接一根的電線桿給予它們的閃電般的打擊。



但是就在所有六根電線在可憐巴巴的高昂精神下得意地猛撲、即將升到窗頂的時候，特別兇狠的一擊會把它們打落下來，落到最低程度，它們便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這樣的旅行中，當我們穿過某個德國的大城市，火車的速度減慢成莊嚴的緩行，幾乎擦到店面和商店的招牌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一種雙重的激動，這是終點站所不能給予的。我看到一個有著玩具似的有軌電車、椴樹和磚墻的城市進入到了車廂里，和鏡子拉扯在一起，把過道一側的窗子填得滿滿的。火車和城市的這種不拘禮節的接觸是令人激動的一個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節三英尺長、褐如櫟木的國際列車臥鋪車廂的模型。它細致逼真，我的上發條的塗漆鐵皮火車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可惜它是非賣品。人們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藍色裝飾，車廂中分隔間墻壁上的壓印出浮雕圖案的皮質襯墊，拋光護墻板，嵌在墻上的鏡子，郁金香形狀的閱讀用臺燈，以及其他惱人的細節。



寬大的和較窄的窗戶交錯相間，單扇或雙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幾個分隔間里床都鋪好了。當時出色而充滿了魅力的北歐快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它高雅的棕色變成了新貴藍時，就再也不一樣了）完全由這樣的國際列車車廂組成，一週兩班，把聖彼得堡和巴黎連接起來。



我本應該說，直達巴黎，如果不是因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邊境（維爾日波洛沃—伊德庫恩）換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車的話。在那兒，俄國的寬敞懶散的六十英寸半軌距為歐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標準軌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樺木木柴。在我意識的遠端，我想我能夠清理出至少五次這樣的巴黎之行，其最終的目的地是里維埃拉或比亞里茨。…

我把對它的描述和它的圖像寄給了理查德·索思，想要在《昆蟲學家》上發表。他也沒有見過這種蝴蝶，但是非常好心地在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中進行查對——發現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克雷奇馬爾稱作Plusiaexcelsa了。



我懷著最大的堅忍接受了這個令人傷心的消息，其用詞充滿了同情（“……應該祝賀能夠獲得……極其稀有的伏爾加地區的物種……值得贊美的圖像……”）；但是多年以後，純粹出於偶然（我知道不應該對別人指出這些意外收獲），我把第一個發現了我的飛蛾的人的名字給了小說里的一個瞎子，就算和他扯平了。



讓我也把天蛾，我童年時代的黑寶貝召喚來吧！色彩在六月的黃昏要很長時間才會消失。我手里拿著網子站在盛開著的紫丁香樹叢前面，在暮色中現出一簇簇毛茸茸的灰色——微帶一絲隱紫。一鐮水汪汪的新月懸掛在鄰近一片草地的霧靄之上。…

即使是現在，在他去世半個世紀以後，德國的鱗翅昆蟲學家仍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他的權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當他的學派作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影響開始在世界上減弱的時候，他還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隨者仍堅持使用約定俗成的具體及一般的名稱、滿足於根據肉眼能夠看到的特征對蝴蝶進行分類的時候，英語世界的作者已經在推行命名學的改革了，這是嚴格運用優先法則以及建立在對器官的顯微研究基礎上的生物分類學方面變化的結果。德國人竭盡全力對新潮流置之不理，繼續珍視昆蟲學集郵特色的一面。



他們對“不應被迫去進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關心，可以和通俗小說的神經緊張的出版商取悅於“普通讀者”——他們不應被迫去進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一般的變化，正好發生在我青少年時期對蝴蝶和飛蛾產生強烈興趣的同時。…

那時我一定是八歲了，在我們鄉間宅第的一個儲藏室里，在各種各樣佈满塵土的東西中，我發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書，是我的外婆對自然科學感興趣、請了一位著名的大學動物學教授（希姆科維奇）到家里來給女兒上課的時候買的。



這些書里，有的僅僅是老古董，例如一七五〇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阿爾伯圖斯·西巴的那四大卷棕色對開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ta Descriptio……）。在那粗糙的書頁上我發現了蛇、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畫。



每一次偶然看見在玻璃廣口瓶里吊住脖子的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嬰的胚胎，都會使我震驚，令我作嘔；我也不怎麽喜歡CII頁插畫里的制成標本的水螅，在它七條像蛇一樣彎曲的脖子上有七個獅牙狀龜頭，它的古怪的腫脹的軀體兩側有紐扣似的突起，軀體終端是一個多節的尾巴。



在那個閣樓上，混在滿是高山耬斗菜、藍色的…

普通人是多麽不注意蝴蝶，真是令人吃驚。為了讓我那對這一點表示懷疑的同伴明白，我故意問帆布背包里裝著加繆作品的健壯的瑞士徒步旅行者，他在沿小路下山的時候有沒有看見蝴蝶。“沒有，”他平靜地回答道。而大群的蝴蝶剛剛才在那里讓你我開心不已。



可是，下面的情況也是真的，當我回憶有關一九〇六年前的一個夏季——也就是說，在我的第一份地點標簽上的日期之前——的一條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以後再也沒有去過的小路的形象的時候，卻連一隻翅膀、翅膀的一次扇動、一道天藍色的閃光、一朵亮閃閃的點綴著飛蛾的花都沒有能夠看得出來，就好像有人在亞德里亞海岸上施行了一種邪惡的妖術，使那里所有的“鱗翅們”（如我們中間愛用俚語的人所說）都隱了形。…

在巴伐利亞的巴特基辛根，在一塊標著NAChBO DEN LAUBE的路標附近，我正要跟父親和威嚴的老穆羅姆采夫（四年前的一九〇六年，他曾是第一屆杜馬主席）一起去遠足，後者將他大理石般的腦袋轉向我，一個感情上容易受到傷害的十一歲男孩，帶著他著名的嚴肅神情說：“盡管跟我們來，但是不要追蝴蝶，孩子，那會破壞走路的節奏。”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克里米亞黑海邊的一條小路上，在開著柔軟光滑的花朵的灌木叢中，一個羅圈腿的布爾什維克哨兵企圖逮捕我，因為我給一艘英國軍艦發信號（他說，用我的捕蝶網）。一九二九年夏天，我每一次穿過東比利牛斯的一個村莊，並且恰巧回頭看的時候，總會看見在我身後，村民們僵在我經過他們那一刻時所處的各種姿態之中，仿佛我是所多瑪而他們是羅得的妻子。…

在我童年時代那傳奇般的俄羅斯，夏天早晨我醒來後第一眼看見的是白色內百葉窗的縫隙。如果它顯露出的是淺灰白色，那你最好乾脆別打開百葉窗了，這樣就可避免看到陰沈的白天擺好姿勢在水坑里照出來的形象了。



從那一道昏暗的光線上，你會多麽惱怒地推想到那鉛灰色的天空，濕漉漉的沙子，丁香樹叢下稀粥似的亂七八糟的破碎了的棕色花瓣——以及緊貼在花園的一張濕長凳上的那片平平的淡褐色的葉子（季節的第一個受害者）！

但是如果那一道縫閃爍著露珠般晶瑩的長條，那麽我就會趕緊使窗子亮出它的寶貝來。只要猛一推，屋子就會分成光和陰影。在陽光下移動著的白樺樹葉有著葡萄的半透明的綠色調，與之相對的有襯托在極其濃重的藍色背景下的黑絲絨般的冷杉樹，多年以後，我才在科羅拉多州的山地森林區再度發現類似這樣的景象。…

在動身去巴瑟爾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寒冷的、霧蒙蒙的黑夜里在湖邊散步。在一處地方，一盞微弱的孤燈沖淡了黑暗，將霧變成了可見的霏霏細雨。“Il Pleut Toujours En…

我能夠聽見並看到女士用悅耳的聲調請求他把麵包遞給她，但是上嘴唇卻不祥地顫抖著；同樣，我能夠聽見並看到蘭斯基對法語不加理會，堅定地繼續喝他的湯；最後，隨著一聲鞭抽般淩厲的“Pardon，monsieur”女士會猛然徑直把手伸過他的盤子，抓起麵包籃，然後縮回手，道聲“Merci！”，充滿了十足的挖苦，使得蘭斯基毛茸茸的耳朵帶上了天竺葵的顏色。“畜生！無賴！民粹分子！”事後她會在自己的房間里抽泣著說——她的房間已經不在我們隔壁了，但還是在同一層樓上。 …

如果女士發現自己的座位太遠，在那張大餐桌的頭上，特別是如果她的優先地位不如某個幾乎和她一樣胖的窮親戚的話（“Je Suis une ylpédelle。”女士會輕蔑地聳聳肩說），她的受傷害感會使她的嘴唇抽動，想做出一個冷笑——而當一個天真的鄰座報以微笑的時候，她就會很快揺搖頭，好像從某種沈思中驚醒過來，一面說：“ Excusez-moi,je souriais mes tristes pens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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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夾鼻眼鏡盒啪的一聲關上了，雜誌被胡亂推到了床頭櫃的大理石面上，女士撅起嘴唇吹了一大口氣；第一次的嘗試失敗了，搖搖晃晃的火焰扭動著躲閃開了；於是第二次猛沖，火光熄滅了。在那一片漆黑之中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處，我的床似乎在慢慢地漂移，驚恐使我坐起身子大睜著眼睛；最後，我的適應了黑暗的眼睛在眼內出現的漂浮物中分辨出了某些更寶貴的模糊痕跡，它們在遺忘狀態下無目的地遊蕩，直到在半記憶中定格下來，原來是窗簾隱約的褶皺，窗簾外面，街燈還在遠處亮著。 

聖彼得堡的那些激動人心的早晨和夜里的苦惱是多麽不同啊！猛烈而柔和、潮濕而炫目的北極之春推擁著碎冰沿著海一樣晶瑩的涅瓦河匆匆而下。它使屋頂閃閃發光。它給街道上半融的雪泥塗上了一層濃重的紫藍色，後來我在任何別的地方再也沒有看見過。在那些陽光燦爛的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