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節三英尺長、褐如櫟木的國際列車臥鋪車廂的模型。它細致逼真，我的上發條的塗漆鐵皮火車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可惜它是非賣品。人們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藍色裝飾，車廂中分隔間墻壁上的壓印出浮雕圖案的皮質襯墊，拋光護墻板，嵌在墻上的鏡子，郁金香形狀的閱讀用臺燈，以及其他惱人的細節。

寬大的和較窄的窗戶交錯相間，單扇或雙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幾個分隔間里床都鋪好了。當時出色而充滿了魅力的北歐快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它高雅的棕色變成了新貴藍時，就再也不一樣了）完全由這樣的國際列車車廂組成，一週兩班，把聖彼得堡和巴黎連接起來。

我本應該說，直達巴黎，如果不是因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邊境（維爾日波洛沃—伊德庫恩）換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車的話。在那兒，俄國的寬敞懶散的六十英寸半軌距為歐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標準軌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樺木木柴。在我意識的遠端，我想我能夠清理出至少五次這樣的巴黎之行，其最終的目的地是里維埃拉或比亞里茨。

在我現在特別提出的一九〇九年，我們一行有十一個人和一條達克斯小獵狗。父親戴著手套和旅行帽，坐在和我們的男家庭教師合用的隔間里看書。在弟弟和我與他們之間隔著盥洗間。母親和她的女僕娜塔莎佔據了和我們毗鄰的隔間。接下去是我兩個妹妹，她們的英國女家庭教師拉文頓小姐，和一個俄國保姆。我們一行人中落了單的那個，父親的貼身男僕奧西普（十年後，他被迂腐的布爾什維克槍斃了，因為他佔用了我們的自行車，而沒有把它們交給國家）則和一個陌生人為伴。

從歷史上和藝術上來講，那一年是以《笨拙》周刊上的一幅政治漫畫開始的：英格蘭女神身子俯在意大利女神之上，墨西拿的一塊磚頭已經落在了後者的頭上，這也許是在任何地震啟發下畫出的最糟糕的一張畫。那年四月，皮里到達了北極。五月，夏里亞賓在巴黎演唱。六月，美國陸軍部因有關新的更好的齊柏林飛艇的謠言而不安，告訴了記者建立海軍航空隊的計劃。七月，布萊里奧完成了從加來到多佛的飛行（加上他迷失方向多飛的一小圈）。現在是八月底。俄羅斯西北部的冷杉林和沼澤在窗外掠過，在次日窗外所見則是德國的松樹林和石楠叢。

母親和我在一張折疊桌上玩一種叫做杜拉克的牌戲。雖然仍是大白天，我們的牌，一隻玻璃杯，以及在不同平面上的一個箱子的鎖映照在窗子上。穿過森林和田野，在突然進入的深谷里，在急速退後的村舍間，那兩個脫離了肉體的賭徒不斷從容地玩著，押下不斷閃閃發光的賭注。這是一場漫長的、十分漫長的牌戲：在今天這個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在我明亮的旅館房間的鏡子里，我看見在閃著光的那些同樣的、完全同樣的、現在已經七十五歲的旅行皮箱上的鎖，那只有點厚、有點重的豬皮的nécessaire de voyage，在厚厚的銀冠冕狀飾物下面，精美複雜地交織著銀質的“h.N.”，是一八九七年為母親到佛羅倫薩的結婚旅行購置的。

一九一七年它從聖彼得堡把少量的珠寶運送到克里米亞，然後又運送到倫敦。一九三〇年左右，它里面昂貴的水晶和銀質容器落在了一個當鋪老板的手里，空留下皮箱蓋內側巧妙設計的皮托子。但是，那一損失在後來伴隨我旅行的三十年中——從布拉格到巴黎，從聖納澤爾到紐約，以及四十六個州里的二百多家汽車旅館的房間和租住屋里的鏡子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