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伐利亞的巴特基辛根，在一塊標著NAChBO DEN LAUBE的路標附近，我正要跟父親和威嚴的老穆羅姆采夫（四年前的一九〇六年，他曾是第一屆杜馬主席）一起去遠足，後者將他大理石般的腦袋轉向我，一個感情上容易受到傷害的十一歲男孩，帶著他著名的嚴肅神情說：“盡管跟我們來，但是不要追蝴蝶，孩子，那會破壞走路的節奏。”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克里米亞黑海邊的一條小路上，在開著柔軟光滑的花朵的灌木叢中，一個羅圈腿的布爾什維克哨兵企圖逮捕我，因為我給一艘英國軍艦發信號（他說，用我的捕蝶網）。一九二九年夏天，我每一次穿過東比利牛斯的一個村莊，並且恰巧回頭看的時候，總會看見在我身後，村民們僵在我經過他們那一刻時所處的各種姿態之中，仿佛我是所多瑪而他們是羅得的妻子。

十年以後，在阿爾卑斯山近海地區，我有一次注意到，草在我背後呈蛇形起伏，因為一個肥胖的鄉村警察跟在我後面，肚子貼地蜿蜒爬行，看我是不是在誘捕燕雀。對於我的用網捕捉活動，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表現出更大的病態的興趣——也許是因為我到美國去定居時已經四十出頭了，人年紀越大，手里拿個捕蝴蝶網看起來就越古怪。

嚴厲的農民要我注意“不得捕魚”的告示；從公路上駛過我身邊的汽車里傳出過陣陣嘲笑的放縱喊叫；沒精打采的狗，盡管對最惡劣的遊民毫不在意，卻振作起來撲向我，朝我狂吠；小娃娃們把我指給他們迷惑不解的媽媽看；寬宏大量的度假者們問過我，是不是在逮蟲子做魚餌；一天早晨，在聖菲附近的一片被正在開花的高高的絲蘭裝點得喜氣洋洋的荒原上，一匹黑色的大母馬跟了我一英里多。 

他來的第二天早晨，我想盡辦法偷偷離開宅子去進行我上午的跋涉，不讓他知道我去了哪里。我連早飯也沒有吃，歇斯底里地匆匆拿上網子、藥筒子和殺蟲瓶，從窗子逃了出去。一旦進入了樹林我就安全了；但是我仍然繼續往前走，小腿打顫，眼睛里滿是滾燙的淚水，當我想象我那可憐的朋友，拉著蒼白的臉、系著黑領帶沒精打采地在炎熱的花園里轉悠——沒事可幹只好拍拍氣喘籲籲的狗，使勁為我不在給自己找理由——我渾身上下因羞愧和自我憎惡而抽搐起來。

父親，時年三十五歲，和七歲的我，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

作者父親和母親葉連娜·伊萬諾夫娜·盧卡維什尼科夫（一八七六——一九三九）一九〇〇年攝於他們在聖彼得堡省的維拉宅的花園平臺。父母身後園子里的白樺和冷杉樹和一五七頁的那張從前的一個夏天所照的照片上背景里的樹木是一樣的。

弟弟謝爾蓋和我，一個一歲，一個兩歲（看起來像有頭髮和沒有頭髮的同一個嬰兒），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攝於比亞里茨。想來我們是從那年冬天所居住的波城去到那兒的。對第一次到法國南部去的那次旅行，我唯一的記憶是：一片閃閃發光的濕屋頂。此後有過其他的旅行，兩次去到比亞里茨（一九〇七及一九〇九年的秋天）兩次去到里維埃拉（一九〇三年末及一九〇四年初夏）。

法語，那隻金色的尺蠖蛾輕盈地飛舞/飛過芬芳的草地。

這是對在英國被稱為橙黃蛾的雄性尺蠖蛾，在黃昏時出沒飛行的絕對精確的描寫；還有法爾格關於一座花園的極為迷人的確切用語（在《四天》中），花園在夜幕降臨時seglace de bleuel'ai le dugrandsylvain（楊樹彩蝶）。在英語詩歌中極少的幾個真正的鱗翅昆蟲學的意象中，我最喜歡的是勃朗寧的： 

在我們另一側是聳然直立的岩石；

確實，我在感情或食欲、誌向或成就方面體會到的東西，在豐富多彩性和強度上很少能夠超越探究昆蟲學時感到的激動。從一開始它就具有許多相互輝映的方面。其中之一是獨處的強烈願望，因為任何夥伴，無論多麽安靜，都會妨礙我專心致誌地享受我的癖好。要滿足它是不允許有任何妥協和例外的。我十歲的時候，男女家庭教師就已經知道，上午是屬於我自己的，於是都小心地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