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有一本黑布面裝訂的破舊的大剪貼簿。里面收集有舊的文件，包括學位證書、草稿、日記、身份證、鉛筆寫的便條，以及一些印刷品，我母親在布拉格去世之前一直由她精心保管，後來，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間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遷。靠著這些文件的幫助和我自己的回憶，我寫出了父親如下的簡短的傳記。 

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法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納博科夫和瑪麗亞·馮·科爾夫女男爵的兒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聖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於一名刺客的子彈之下。

十三歲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國和英國女家庭教師及俄國和德國男家庭教師的教育；從後者之一那里他獲得並傳給了我passio et morbus aureliani。一八八三年秋，他開始上一所在當時的加加寧街（想來在二十年代被短視的蘇維埃人改了名字）上的“高級中學”（相當於美國的把“中學”和“大專”結合在一起的學校）。

他想要出類拔萃的願望是無法抑制的。一個冬夜，因為落下了指定的作業，他寧願得肺炎也不願在黑板前受嘲笑，希望能夠及時地病上一場，便把自己暴露在極地的嚴寒之下，只穿件襯衫式長睡衣坐在打開的窗前（窗子朝向皇宮廣場和它在月光下十分光潔的柱形紀念碑）；第二天早晨他身體依然十分健康，而他不該有的好運氣是，病倒的恰是那個他害怕的老師。

一八八七年五月他十六歲時完成了高級中學的課程，獲得金獎，進入聖彼得堡大學學習法律，於一八九一年一月畢業。他到德國繼續深造（主要在哈雷）。三十年後，他的一個曾和他一起在黑森林騎車旅行的同學，把我父親當時帶著的那本寄給了我寡居的母親，在書的扉頁上寫著“法國文學中不可超越的明珠”——一個至今仍然適用的觀點。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後每一年，在我們這個重視紀念日的家庭里，都一絲不茍地紀念這個日子）他和鄉間鄰人二十一歲的女兒葉連娜·伊萬諾夫娜·盧卡維什尼科夫結婚，生了六個子女（第一個是個死產男嬰）。

一八九五年他成了宮廷初等侍衛官。從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四年，他在聖彼得堡帝國法學院教授刑法學。作為宮廷侍衛官，在從事社會行為之前應該請求獲得“侍衛大臣”的同意。自然，我父親在《法律評論》上發表他著名的文章《基什涅夫大屠殺》時並沒有提出請求，他在這篇文章里譴責了警方在一九〇三年推行基什涅夫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據帝國裁定，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被免去了宮廷里的頭銜，在那之後，他和沙皇政府斷絕了一切聯系，堅定地投入了反對專制的政治活動，同時繼續從事法律工作。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他是國際犯罪學協會俄國分會的主席，在荷蘭開大會的時候，如果需要，他把俄語和英語的講話口譯成德語和法語，反之亦然，自己找到樂趣，也令聽眾大感驚奇。他口若懸河地反對死刑。在公私事務上都毫不動搖地遵守自己的原則。在一九〇四年的一次官方宴會上，他拒絕為沙皇的健康乾杯。

據說他在報紙上泰然地刊登廣告出售自己的宮廷制服。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七年他和I·V·黑森及A·I·卡明卡合編了俄國少數幾種自由派報紙之一的Rec，即立憲民主黨——後來改名為更加恰當的人民自由黨——的一員。蘇聯的詞典編撰者們在少見的對他生平的評論中，對他的見解和成就作了雖然可惡卻是徒勞的雜七雜八的論述，想必以他強烈的幽默感，他會覺得極其可笑。在一九〇六年，他被選為第一屆俄國國會（國家杜馬）議員，這是一個人道的、崇高的機構，主導思想是自由主義的（但是受到蘇聯宣傳的影響，無知的外國出版家常常把它和古老的“貴族杜馬”混為一談！）。他在那里做了好幾次精彩的演講，引起了全國性的反響。不到一年，當沙皇解散杜馬的時候，一些議員，包括我父親（如他在芬蘭火車站照的一張相片上顯示的那樣，把火車票塞在帽箍下面）在內，到維堡去召開了一屆不合法的會議。一九〇八年五月，他開始了三個月的監獄生活，這是對他和他們群體在維堡發表的革命宣言的多少有點遲來的懲罰。“V在今年夏天弄到‘Egerìas’〔斑點林蛾〕了嗎？”他在從獄中秘密傳遞出來的一張條子上問道，這是通過一個被收買的警衛和一個忠實的朋友（卡明卡）傳到我在維拉的母親手里的。“告訴他我在監獄的天井里看到的只有黃粉蝶和菜粉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