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許多其他的專利交易，全都是些異想天開的東西，在他的岳父去世、他繼承到一大筆遺產的時候，早已是債臺高築。這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因為我記得他寫信給我們（我們正被困在雅爾塔地區），提出要給我們錢和各種幫助。

他迅即把遺產投資在東克里米亞海濱修建一所露天遊樂場，費盡心機找來好的樂隊，用某種特別的木材建造了一個旱冰場，建起了用紅綠電燈泡照射的噴泉和小瀑布。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克到來，關掉了那些電燈，蘭斯基逃到了法國；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在二十年代，據說他在里維埃拉靠在貝殼和石頭上畫畫勉強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不知道——也寧願不去想像——在納粹侵佔法國的時期他的遭遇如何。盡管有一些怪癖，他其實真是一個非常純潔、非常正派的人，他的個人原則和他的語法一樣嚴格，回憶起他的令人振奮的聽寫使我感到很開心：koloko lolitey siliv? Karab kavshihsyav? huholey——“鑄造教堂鐘的鑄工們殺死了四散奔逃的麝鼴”。多年以後，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里，一個動物學家問我，俄語是不是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麽難，我恰好給他引了那個繞口令。幾個月後我們又遇到了，他說：“你知道，我老在想那些莫斯科的麝鼠：為什麽說它們四散奔逃？它們是在冬眠還是在躲藏著，還是怎麽的？

在想到我那些一個接一個的家庭教師的時候，我更多關心的是他們帶到我年輕的生命中的至關重要的穩定和完整性，而不是它們帶來的古怪的不和諧。我愉快地目睹了記憶的至高無上的成就，那就是在把懸浮著的、遊蕩著的往昔的音色匯集到它的欄圈中時，對內在和諧的高超利用。我喜歡想像，在將這些發出噪音的不諧和弦轉變為和諧的過程中，在回顧時有某種東西猶如那張長桌一樣耐久：夏天在生日或命名日時，它總是被搬到室外供下午吃巧克力時用，放置在白樺樹、酸橙樹和楓樹覆蓋的小徑的出口處，那片把園林和宅子分開的花園本身的平坦的空沙地上。我看見桌布和坐在桌旁的人們的臉，在擺動著的令人嘆為觀止的綠葉下分享生機勃勃的光與影，這無疑被同樣的充滿激情的紀念和無盡重復的能力誇大了，它使我總是從外面、從園林深處——不是從宅子里——走近那張宴會桌，仿佛心靈為了能夠回到那個地方，不得不邁著因激動而虛弱的浪子的無聲的步子這樣去做。透過一個顫抖著的棱鏡，我分辨出了親戚和熟人的面容，無聲的嘴唇安詳地說著已被遺忘了的話語。我看見了巧克力飲料冒出的熱氣和一盤盤藍莓果餡蛋糕。我注意到像一架小直升飛機般的旋轉著的翅果輕輕落在了桌布上，一個少女赤裸的手臂橫過桌面，懶洋洋地盡量往前伸出去，顯露出青綠色靜脈的胳膊背面朝著片片陽光，手掌張開懶懶地期待著什麽——也許是胡桃夾子。在我當時的家庭教師坐的地方是一個變化著的形象，一系列的淡入淡出；我思想的起伏和葉影的起伏混在了一起，把奧多變成了麥克斯把麥克斯變成了蘭斯基把蘭斯基變成了小學校長，而這顫抖著變形的整個隊列重復地出現著。然後，就在顏色和輪廓終於落定在各自不同的職責上的時候——微笑著的瑣碎的職責——突然，某個按鈕被按下，響起了聲音的洪流：說話聲同時響起，一個核桃被夾開，毫不在意地傳遞一隻胡桃夾子時發出的哢嗒聲，三十個人的心臟的有規律的跳動聲淹沒了我心臟的跳動；一千棵樹木的颯颯和輕嘆，現場響亮的夏鳥的和諧的鳴啼，以及，在河的對面，充滿了韻律的樹木的後面，在河中洗澡的年輕的村民們熱情而雜亂的喧囂，像是由狂熱的掌聲構成的背景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