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釋放後被禁止參加民眾的選舉，但是（在沙皇統治之下的一個十分普遍的自相矛盾的現象）卻可以自由地在尖銳的自由派雜誌《信論》中工作，他每天為此投入多至九個小時的時間。

在一九一三年，因為他從基輔發出的一篇報道，他被政府象征性地罰款一百盧布（約等於現在同等數目的美元）。在基輔，一場暴風驟雨般的審判後，貝利斯被判無罪，他並沒有為了“祭祀儀式”的目的殺死一個基督教男孩：正義和公眾輿論在舊俄國偶爾仍舊能夠取勝；而舊俄國只剩下五年的時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他就應征入伍，被派往前線。最終他被派到聖彼得堡的參謀部。軍人的道德使他沒有積極參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自由派革命的動亂中去。從一開始，歷史似乎就急切地要剝奪他在一個西方模式的俄羅斯共和國里充分展現政治家的偉大天才的機會。

在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的初期——也就是說，在立憲民主黨仍舊參與其中的時期——他在內閣會議中擔任重要但是並不引人注目的執行書記的職位。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季，他被選入立憲會議，結果卻在它解散時被精力充沛的布爾什維克的水手們逮捕。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命令和收回成命的命令造成的混亂有利於我們這方：父親沿著一條幽暗的走廊往前走，看見盡頭處有一扇開著的門，出門走上了一條小街，前往克里米亞，只帶了他預先囑咐他的貼身男僕奧西普給他放在一個隱蔽的角落里的背包，和我們好心的廚師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主動加上的一包魚子醬三明治。

從一九一八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初，在布爾什維克的兩次佔領之間，在和鄧尼金軍隊中的好戰分子的不斷摩擦中，他是一個地區——克里米亞地區——政府中的司法部長（“少法部長”，他常常挖苦地說）。一九一九年他開始了自願流亡的生活，先是住在倫敦，然後在柏林，在那里，他和黑森合作編輯自由派的流亡者日報Rul《舵手》），直到一九二二年被一個明險的暴徒暗殺，此凶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希特勒任命為俄國移民事務行政官員。

他寫了大量的東西，主要是關於政治和犯罪學方面的文章。他熟知好幾個國家的散文和詩歌，能夠背誦幾百首詩（他最喜歡的俄國詩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費特——他發表過一篇關於費特的很好的文章），是一個狄更斯權威，除了福樓拜之外，還高度評價司湯達，巴爾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見是三個令人生厭的平庸之輩。他曾經承認，創作一篇故事或一首詩歌，任何故事或詩歌，對他來說都和制造一臺電動的機器一樣，是難以理解的奇跡。但另一方面，他寫法學和政治方面的文章則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的寫作風格得體、盡管頗為單調，即使在今天，雖然里面充斥著來自古典文學教育的古老的比喻和俄羅斯新聞寫作的誇張的陳詞濫調，仍然有著——至少對我遲鈍了的耳朵而言——自身特有的吸引人的古老的尊嚴，和他多彩的、富有奇趣的、常常是充滿詩意的、有時粗俗的日常言談形成強烈的對照。保存下來的他的一些聲明（以“Grazoyens”）和社論的草稿是以描紅簿式的斜體、極其明快流暢、均勻得難以相信的字跡寫出來的，幾乎沒有任何修改，有一種純凈、一種確信、一種思想和物質的共同作用，把它和我自己的賊眉鼠眼的字跡和淩亂的草稿、和現在對我花了兩個小時描寫他兩分鐘時間內寫下的完美的書法的字行進行大屠殺般的修改和重寫、再修改相比，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的草稿是他當時思想的謄清稿。他就這樣以驚人的自如和速度（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座淒涼的宮殿的教室里的兒童書桌前）寫出了米哈伊爾大公（在沙皇聲明他和他兒子放棄王位後的下一個王位繼承人）退位的全文。難怪他也是一個令人欽佩的演說家，一個具有“英國風格”的沈著冷靜的雄辯家，他回避使用剁肉的手勢和煽動家們辭藻華麗的狂吠，而在這一點上，我這個如果面前沒有一張打好了字的紙，就是個可笑的用詞不當的家夥的人，一點也沒有繼承下來。

僅僅是在不久以前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部重要的Sbornik state ypougolov nomupravu（刑法文集），是在一九〇四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這本書極為罕見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冊（原先是一位叫米哈伊爾·耶夫格拉福維奇·霍杜諾夫的人所有，這是用紫墨水印章打在扉頁上的）是一位好心的旅行者安德魯·菲爾德一九六一年訪問俄國時在舊書店里買了送給我的。

這是一本三百一十六頁的書，包括了十九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一九〇二年寫的《性犯罪》），父親在某種奇怪的意義上頗具預言性地討論了（在倫敦）àl' age leplu stendre小姑娘，就是說，八到十二歲，成了好色之徒的犧牲品的案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對各種反常行為表現出了一種極其開放和“現代”的態度，附帶著給“同性戀”造了一個便利的俄語詞：ravnop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