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列出他發表在各種期刊，如《言論》或《法律評論》上的實實在在是數以千計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在後面的一章里我談到他的一本具有歷史趣味的書，是關於在戰時對英國進行的一次半官方性質的訪問的。他的一些涉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回憶錄被收集在黑森在柏林出版的《俄國革命文獻》中。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在倫敦國王學院以“蘇聯的統治和俄國的未來”為題發表了一篇演說，一周以後刊登在《新聯邦》第十五期的增刊上（整齊地粘貼在我母親的剪貼簿上）。同年春天，我在劍橋大學為大學倶樂部組織的辯論會做準備時，把父親文章的大部分都背了下來；（獲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辯護士是一個來自《曼徹斯特衛報》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記得我在背完了記在腦子里的東西以後，就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政治講話。

父親去世前兩個月，流亡者的雜誌《戲劇和生活》開始連載他對童年的回憶（他和我此時有了重疊——時間太短了）。我看到里面精彩地描述了第三高級中學他的那位學究式的拉丁語老師發脾氣之可怕，以及父親從很早就開始了的對歌劇的終生熱愛：他想必聽過一八八〇到一九二二年之間的幾乎每一個一流歐洲歌唱家的演唱，雖然不會演奏任何音樂（除了非常莊重地奏出《魯斯蘭》序曲的開頭部分的和弦之外），卻記得他最喜歡的歌劇的每一個音符。沿著這條震動的琴弦，一個漏過了我的傳承優美旋律的基因，從十六世紀的那位管風琴手沃爾夫岡·格勞恩開始，流經我的父親到了我兒子的身上。

我十一歲的時候，父親認為進入特尼謝夫學校可能會給我在家里受到的並仍在接受的家庭教師的教育以有利的補充。這是聖彼得堡最傑出的學校之一，遠比它所屬範疇中的一般高級中學要年輕、現代化和自由化得多。全部課程包括十六個“學期”（八個高級中學的年級），大約相當於美國中學的後六年加上大學的頭兩年。我在一九——年一月份入學時，發現自己在第三“學期”，或者說，按美國學制是第八年級的開始。

學校從九月十五日開學，課一直上到五月二十五日，中間有幾次間歇：一次两週長的學期間的間隔——似乎是為那棵巨大的、樹端的星星觸及我們最漂亮的客廳的淺綠色天花板的聖誕樹騰出位置來——和一週復活節假，放假期間彩蛋使早餐桌上的氣氛活躍起來。由於雪和霜從十月份一直持續到四月份，無怪乎我有關學校的記憶一般都明顯和冬季有關。

當伊萬第一（有一天突然消失了）或伊萬第二（他將會看到我派他去執行浪漫差事的時候）在八點左右來叫醒我的時候，外面的世界仍舊籠罩在北極嚴寒褐色的昏暗之中。臥室里的電燈帶有一種陰沈、刺目的黃疸色彩，刺痛我的眼睛。我會用手托著嗡嗡作響的耳朵，把胳膊支在枕頭上，迫使自己做十頁沒有做完的作業。在我的床頭桌上，在有兩個青銅獅頭的低矮的臺燈旁，放著一座別致的小鐘：一個直立的水晶容器里面，像書頁一樣的、有黑色數字的象牙白色的薄片從右向左翻動，每一片停留一分鐘，就像在老式電影銀幕上的商業廣告劇照一樣。我給自己十分鐘把內容用鐵版照相法印在腦子里（如今要用上我兩個小時！），然後，比方說，花十幾分鐘洗澡、穿衣（在伊萬的幫助之下）、飛奔下樓、吞下一杯溫吞吞的可可——我從它表面的中心揭去了一圈凝結了的褐色起皺的薄層。上午總是塞得滿滿的，而諸如一位絕妙的、堅韌的法國人盧斯塔羅先生給我上的拳擊和擊劍這樣的課程就不得不中斷了。

然而他仍舊幾乎每天都來，和我父親鬥拳或擊劍。我會連皮大衣都沒有全穿好就衝過綠色的客廳（在聖誕節過了很久之後，那里還會縈繞著杉樹、熱蠟和橘子的氣味），向書房跑去，從那兒傳出來跺腳和刮擦混合的聲音。我會在那里看見我的父親，一個高大、強壯的男人，因為穿著白色訓練服而顯得更加高大，在猛刺和閃避，而他那靈敏的教練則在花劍撞擊的鏘鏘聲中加進有力的喊叫（“Battez！”“Rtomp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