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一定是八歲了，在我們鄉間宅第的一個儲藏室里，在各種各樣佈满塵土的東西中，我發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書，是我的外婆對自然科學感興趣、請了一位著名的大學動物學教授（希姆科維奇）到家里來給女兒上課的時候買的。

這些書里，有的僅僅是老古董，例如一七五〇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阿爾伯圖斯·西巴的那四大卷棕色對開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ta Descriptio……）。在那粗糙的書頁上我發現了蛇、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畫。

每一次偶然看見在玻璃廣口瓶里吊住脖子的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嬰的胚胎，都會使我震驚，令我作嘔；我也不怎麽喜歡CII頁插畫里的制成標本的水螅，在它七條像蛇一樣彎曲的脖子上有七個獅牙狀龜頭，它的古怪的腫脹的軀體兩側有紐扣似的突起，軀體終端是一個多節的尾巴。

在那個閣樓上，混在滿是高山耬斗菜、藍色的palemoniums，朱庇特剪秋籮、橘紅的百合花，以及其他達沃斯花的植物標本集之中，我找到的其他書籍更接近我的學科。我把一堆堆妙極了的非常吸引人的圖書抱到樓下：瑪利亞·西比拉·梅里安（一六四七——一七一七）的可愛的蘇里南昆蟲的插圖，埃斯珀的卓越的Die Scterlinge（埃朗根，一七七七年），還有布瓦迪瓦爾的Iesoriques de Lépidoptères Nouveauxou Peuus（巴黎，始於一八三二年）。

更令人興奮的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作品——紐曼的《英國蝴蝶和飛蛾博物學論著》，霍夫曼的DieGross-ScterlingeEuropas，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大公關於亞洲鱗翅目昆蟲的Mémoires（伴有卡夫里金、雷芭科夫和拉昂畫的無比美麗的插圖），斯卡德的關於《新英格蘭蝴蝶》的驚人巨作。回想起來，一九〇五年的夏天雖然在許多方面相當生動，但是在和村里小學的校長一起散步的小路周圍或上空，卻還沒有任何一點翅膀的輕快拍動，或色彩絢麗的絨毛般的飄動來使之充滿勃勃生機：一九〇六年六月的那只鳳蝶還在路邊的一種傘形植物上處於幼蟲階段；但是在那個月里，我開始熟悉了二十來種普通的品種，女士在提到某條林間小路時，已經將它稱為lechemindespapillonsbruns了，這條小路的終點是一片充滿了有珍珠色邊緣的小小的豹紋蝶（在我的第一本難忘的、充滿了永久魔力的、當時剛剛出版的小手冊，理查德·索思的《不列顛群島的蝴蝶》中，就是這樣稱呼它們的）的低濕草地。到了第二年，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的許多蝴蝶和飛蛾在英國或中歐是沒有出現過的，而更為完備的地圖集幫助我確定了它們。一九〇七年初的一場大病（肺炎，高燒到攝氏四十一度）神秘地消除了在幾個月里使我成為神童的算術方面的怪才（今天要是沒有紙筆的話，我連十三乘十七都算不出來；不過能夠立馬把它們加在一起，鋸齒形的三插進去正合適）；但是蝴蝶幸存了下來。母親在我床旁堆積出了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博物館，想要描述一個新的種類的渴望完全取代了發現一個新素數的渴望。一九〇七年八月到比亞里茨的旅行增添了新的奇品（雖然不如後來一九〇九年的那麽清晰、那麽多）。到一九〇八年的時候，我已經完全掌握了霍夫曼所知的歐洲鱗翅目。到一九一〇年，我已經懷著夢想看完了塞茨巨大的畫冊《世界鱗翅目大全》的頭幾卷，買了最近才得到記敘的一些稀有品種，正在貪婪地閱讀昆蟲學期刊，特別是英國和俄國的期刊。分類學的發展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大陸的鱗翅昆蟲學研究，總體說來，一直是在德國人得心應手的操縱下的一件簡單而穩定的事情。它的權威人物施陶丁格博士也是最大的昆蟲經銷公司的首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