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現在，在他去世半個世紀以後，德國的鱗翅昆蟲學家仍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他的權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當他的學派作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影響開始在世界上減弱的時候，他還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隨者仍堅持使用約定俗成的具體及一般的名稱、滿足於根據肉眼能夠看到的特征對蝴蝶進行分類的時候，英語世界的作者已經在推行命名學的改革了，這是嚴格運用優先法則以及建立在對器官的顯微研究基礎上的生物分類學方面變化的結果。德國人竭盡全力對新潮流置之不理，繼續珍視昆蟲學集郵特色的一面。

他們對“不應被迫去進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關心，可以和通俗小說的神經緊張的出版商取悅於“普通讀者”——他們不應被迫去進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一般的變化，正好發生在我青少年時期對蝴蝶和飛蛾產生強烈興趣的同時。

按維多利亞時代和施陶丁格式所分的種類，無論是互不相關的還是有相同特征的，都有各種各樣（高山、極地、島嶼等）的“品種”，可以說就像次要的附屬物似的，是從外部加上去的；這樣的種類被新的、多種形式的和可變的種類所替代，在構成上包括了地理族類或亞種。

這樣，通過更為靈活的方法和分類，能夠更為清楚地把具體進化的方面顯示出來，生物學的研究也能夠為蝴蝶和大自然之間的中心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聯系。神秘的擬態對我有著特別的吸引力。這種現象顯示出了一種通常和人造事物相關聯的藝術上的完美。想想看，通過翅膀上氣泡樣的斑點（還配有假折射），或者通過蝶蛹身上有光澤的黃色小疙瘩來模仿毒汁的分泌（“別吃我——我已經被壓扁了，嚐過了，拋棄不要了”）。想想看一隻像會耍雜技的毛毛蟲（龍蝦飛蛾的幼蟲）的本事吧，在幼年期它看起來像鳥糞，但是蛻皮後長出了稀少的膜翅目附屬物，有了巴洛克式的特征，使得這非同一般的家夥能夠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就像東方表演里一個人變成一對交纏在一起的摔跤手的那個演員）：一個角色是蠕動的幼蟲，另一個是看上去似乎在折磨它的大螞蟻。當某隻飛蛾在形狀和顏色上酷似某隻黃蜂時，它行走和擺動觸角時也是一副像黃蜂而不像飛蛾的樣子。當一隻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樹葉的時候，它不僅出色地表現了樹葉的所有細節，而且一般還慷慨地送上斑痕以模仿被蛆蟲鑽出的洞眼。達爾文意義上的“自然選擇”無法解釋模仿神態和模仿行為之間神奇的巧合，當一種保護措施在模仿上的微妙、極致和奢華達到了大大超過其捕食者的鑒別力的程度時，人們也無法求助於“生存競爭”的理論來加以解釋。我在大自然中發現了自己在藝術中尋求的非實用主義的喜悅。兩者都是一種形式的魅力，兩者都是一場難以理解的令人陶醉和受到蒙蔽的遊戲。

在兩條馬車道（一條保養得很好，南北連通我們“新”、“舊”兩個園子，另一條既泥濘又佈满了車轍，如果你往西走，則通向巴托沃）交叉處附近，兩旁長滿了山楊樹的一片凹地上的一個地方，我確信會在六月的第三週發現帶純白條紋的藍黑色大蛺蝶，在肥沃的濕土上方低低掠過、盤旋，當它們停落下來，收起翅膀時，腹部底面的色澤和濕土正好相配。那些就是老鱗翅目專家們曾稱之為楊樹蛺蝶的喜愛糞土的雄蟲，更確切地說，它們屬於它的布科維納亞種。作為一個九歲的男孩子，不知道有那個品種，但我注意到我們俄國北方的標本和霍夫曼書中插圖上的中歐類型有著多麽巨大的不同，便魯莽地寫信給庫茨涅佐夫，這位俄國、其實也是世界古往今來最偉大的鱗翅目學家之一，給我的新亞種命名為“Limenitis populirossica”。在漫長的一個月之後，他把我對“rossia bokov”的描述和我畫的透明水彩圖寄了回來，只在我信的背面潦草地寫了兩個字：“buensisometra），我當時立刻就看出，它和它最接近的近親的不同之處是它紫紅和醬紅（而不是金棕色）的前翅，較窄的苞片斑紋，在我任何一本書里都沒有能夠認得出來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