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放映幾張幻燈片，但是首先讓我指出事情的時間和地點。我的弟弟和我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中旬，我比他早十一個月。我們童年時代的英國和法國女家庭教師後來都有說俄語的男家庭教師幫助，後者還在最後取代了她們。

男家庭教師多數是首都的大學里的研究生。這個家庭教師的時代開始於一九〇六年左右，延續了將近整整十年，從一九——年開始和我們的中學時代重疊。每一個教師依次都住在我們家——冬天在我們聖彼得堡的住宅里，其餘時間不是在我們離城五十英里的鄉間宅第，就是在我們秋天常常去的外國的度假勝地。

我最多只要三年就能拖垮那些吃苦耐勞的年輕人中的任何一個（在這些事情上我比弟弟更行）。

在挑選男家庭教師的時候，父親似乎想到了一個巧妙的主意，每一次從另一個階級或種族僱用一個代表人物，以便使我們接觸到橫掃過俄羅斯帝國的各種潮流和動向。我不相信從他那方面來說這是個完全有意的計劃，但是回想起來，我發現這個模式奇特地清晰，那些出現在記憶發亮的磁盤上的男教師的形象就像那麽多放映出來的幻燈片的投影。

那位可敬而難忘的在一九〇五年夏天教我們俄語拼讀的村里小學的校長一天通常只來幾個小時，因此並不真正屬於眼下這個系列。不過他有助於連接開始和結局，因為我對他最後的記憶涉及一九一五年復活節假期，我和弟弟是和父親及一個叫沃爾金的——最後也是最糟糕的一個男家庭教師——一起度過的，我們在自己莊園附近大雪覆蓋的鄉間滑雪，頭上是一片光照強烈、近乎紫色的天空。我們的老朋友邀請我們到房檐上掛著冰柱的學校樓內他的住處去吃一頓他所說的便餐；其實那是複雜而充滿深情計劃的一頓飯。我至今仍能看見他欣喜的面容，以及我父親歡迎一道我知道他碰巧討厭的菜（酸奶油烤野兔肉）時假裝得非常出色的喜悅。房間里暖氣開得太足了。我的正在解凍的滑雪靴並不是想像的那樣防水。我的眼睛因為雪光炫目而仍感刺痛，一直試圖辨認出近旁墻上的一幅托爾斯泰的所謂的“排字”畫像。就像里的某一頁上的老鼠尾巴，完全是由印刷文字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托爾斯泰寫的故事（《主與僕》）構成了作者有大鬍子的臉，順便說一句，我們主人的相貌有點像那張臉。我們正準備開始狼吞虎咽地吃那只不幸的野兔時，門突然被猛地推開，赫里斯托夫，一個鼻子發青、戴著女人的羊毛頭巾的男僕斜著身子，臉上掛著傻乎乎的笑容，帶進來一個巨大的午餐籃子，里面裝滿了精美的食品和葡萄酒，是我那缺少策略的奶奶（她正在巴托沃過冬）認為有必要給我們送來的，生怕校長家的吃食不夠。我們的主人還沒有來得及感到受到了傷害的時候，父親把食物籃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加上一張便條，它很可能使那個出於好心的老太太摸不著頭腦，就像他的大多數行為都讓她摸不著頭腦一樣。她穿著一件寬鬆的絲綢長袍，戴雙露指網線長筒女手套，更像個時代的代表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她生命的大部分是在一張長沙發上度過的，拿把象牙扇子給自己扇風。手邊總有一盒boulesdegomme或者一杯杏仁露，還有一把手鏡，因為她每一個小時左右總要用一個很大的粉紅色粉撲重新往臉上撲粉，面頰骨上的一粒小痣透過所有搽的粉顯露出來，像顆小小的無核葡萄乾。盡管她平時日子過得懶洋洋的，卻始終是個非常耐寒的女人，執意一年到頭在大開著的窗子近旁睡覺。一天早晨，在整夜的暴風雪後，她的女僕發現她躺在一層掃過她的床和身體的晶瑩的白雪下，她睡夢中的健康紅潤絲毫沒有被侵犯到。如果她愛過哪個人的話，就只可能是她最小的女兒娜傑日達·馮里亞利亞爾斯基了，為了她的緣故她在一九一六年突然賣掉了巴托沃，在帝國歷史那段走向黃昏的時期，誰都沒有從這樁買賣里得到好處。她對我們所有的親戚抱怨那股黑暗的力量，是這股力量唆使她那極有天賦的兒子鄙視他的父輩追隨的為沙皇效勞的那種“光輝”事業。她感到特別難以理解的是，我的父親——她知道他非常欣賞巨大的財富帶來的一切樂趣——竟然能夠變成一個自由派人士，影響了對這種樂趣的享受，並因此幫助引起了一場革命；從長遠來看，正如她正確地預見到的那樣，這革命將使他淪為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