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我特別喜歡蘭斯基。他那乾巴巴的嗓音、他的潔癖、他不斷用一塊特別的布擦眼鏡、或用一種特殊的小物件修指甲的樣子、他那迂腐得正確的言辭，都有種使人不快的東西。

也許最主要的，是他清晨古怪的習慣：大步走到最近的水龍頭（似乎是剛下床，但是已經穿上了鞋子和褲子，背後垂著紅色的褲子背帶，一件奇怪的網子一樣的背心裹在汗毛很重的軀幹上），在那兒，他的洗禮僅限於徹底浸透他粉紅的臉、發青的腦瓜和肥胖的脖子，跟著是某種痛快淋漓的俄國式的擤鼻子，然後他以同樣的果斷，不過現在頭上往下滴著水，半瞎地大步走回臥室，他在那兒一個秘密的地方藏了三條神聖不可侵犯的毛巾（順便提一句，他是如此brezgliv——用的是這個詞無法翻譯的俄語含義——以至於在碰過鈔票或欄桿後都要洗手）。

母親三十四歲時的彩色粉筆畫像（60厘米×40厘米），列昂·巴克斯特一九一〇年畫於我們聖彼得堡家中的音樂室。此處的復制品是在他的監督下於同年畫成的。畫她線條起仗的唇形時畫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有時把母親為他坐著畫一次的時間全都花在一個細節上。其結果是畫像酷似母親，而且這幅畫還代表了他藝術發展中的一個有趣的階段。我父母還擁有一些他為芭蕾舞《天方夜譚》畫的水彩素描作品。大約二十五年以後，亞歷山大·貝努瓦在巴黎告訴我，在蘇維埃革命後不久，他把所有巴克斯特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的一作品，如《布列塔尼的雨天》，都從我們的住宅運到了亞歷山大三世博物館（現為國家博物館）。

他對我的母親抱怨說，謝爾蓋和我是小外國佬、怪物、紈絝子弟、勢利小人，我們對於像岡察洛夫、格里戈羅維奇、柯羅連科、斯坦尤科維奇、馬明-西比爾雅克以及其他令人感到昏沈的討厭鬼（可以和美國的“地區性作家”媲美），拿他的話來說，是“病態的漠不關心”，據他說，這些人的作品“使正常的男孩子著迷”。令我無名惱火的是，他建議我的父母讓他們的兩個兒子——三個更小的孩子不在他管轄範圍之內——按一種更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意思是，例如在柏林，從阿德龍飯店搬到一條死氣沈沈的小巷里的陰暗的膳宿公寓中的一套巨大的房間里住，乘坐搖晃顛簸、地面骯髒、充滿了陳腐汙濁的雪茄煙霧的快車，取代鋪著長絨毛地毯的國際特快列車。在國外的城市，以及在聖彼得堡，他會一動不動地站立在商店前面，好奇地看著我們全然不感興趣的貨物。他快要結婚了，除了工資之外一無所有，正以極端的巧妙和謹慎規劃著未來的家庭。時而，輕率的沖動打亂了他的預算。有一天他注意到一個骯髒不整的醜老婆子在一家女帽店里貪婪地看著一頂陳列在那兒的帶鮮紅羽毛的帽子，就買下來給了她——又費了好大的勁才擺脫了這女人。給自己添置東西的時候，他力求慎而又慎。當他分析在心里面為他的妻子和他自己準備的那套溫馨然而節儉的房間的每一個角落的時候，弟弟和我耐心地聽他講述他詳盡的白日夢。有時候他的幻想會翺翔太空。有一次它落在了亞歷山大店的一盞昂貴的吊燈上，這是聖彼得堡一家出售相當乏味的中產階級小裝飾品的特色商店。他不願讓商店猜到他想要的是什麽東西，蘭斯基說只有我們發誓控制住自己、不直接注視那東西從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他才帶我們去看。他做好了各種預防措施後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可怕的青銅章魚下面，他唯一用來表明這就是那向往已久的物件的是一聲帶著嗬嗬聲的嘆息。他以同樣的謹慎——踮著腳尖行走、竊竊私語，為的是不要驚醒命運的巨人（他似乎認為它對他懷有私怨）——把我們介紹給他的未婚妻，一個嬌小優雅的年輕女子，有一雙受驚的瞪鈴般的眼睛，黑色的面紗上帶著紫羅蘭清馨的香氣。我記得我們是在波茨坦街和普里瓦特街的拐角處一家藥店附近見到她的，我們的膳宿公寓就在這條遍地枯葉的狹窄的普里瓦特街上，他懇求我們，替他把未婚妻在柏林的事情在父母面前保密。藥店櫥窗里的一個機械人體模型正在做著刮鬍子的動作，有軌電車發出刺耳的聲音經過，而這個時候天開始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