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完全是從一種特別的時間性出發來論述詩人對於民族共同體的作用，即詩人通過傾聽語言自身的言說，可以預先經驗尚未存在但將要存在之事，並將它帶向語言，帶到民族之中，而且讓這種「未來」自身歷史化，即讓它走進民族的歷史，從而對民族的當下存在形成一種指引。詩人作詩因而根本上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三重作用：



（1）顯示：讓尚未存在者顯示出來，讓其被看見。（2）保存：通過創作，此尚未存在者作為先行道說得以保存和拯救，只要我們閱讀詩歌，我們就可以在詩意語言中不斷經驗它，紀念它。（3）指引：對尚未存在者的紀念具有一種籌劃作用，它指引了民族共同體當下的生活，它作為一種「本真性」而給出了一種要求，一種應當。[32]…

這就是說，「詩並非對任意什麼東西的異想天開的虛構，並非對非現實領域的單純表象和幻想的悠蕩飄揚。作為照亮著的籌劃（lichtender Entwurf），詩在無蔽狀態那里展開的和先行拋入形態之裂隙中的東西，是詩讓其發生的敞開領域，並且作為如此，現在敞開領域才在存在者中間將存在者帶向閃耀和鳴響」。[24]詩不是文學上任意的虛構，或者詩人情感、幻想或者想象的表達，詩本性上乃是照亮著的籌劃。那麼如何理解這一籌劃呢？在早期，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籌劃指的是此在從自身的可能性而來對自身的理解，它對自己說：「成為你所是的」，「籌劃是使實際上的能在得以具有活動空間的生存論上的存在建構」，[25] 此時的籌劃是世界性的，它是此在在世生存的一個基本環節。而在中期，「籌劃是一種投射（Wurf）的觸發，作為這種投射，無蔽把自身派送到存在者本身之中」。[26]…

從民族共同體的歷史來看，我們生存的所有彼此「關聯關係」是通過語言作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海德格爾說：

存在的贏獲或者失去都是在語言之中。語言是民族的歷史性此在的世界構形和保存中心的存有；

語言是歷史性的，這無非是說，語言在承擔存在的綻出性直臨中，被移交給存在者整體的發生之中。

語言的本質存在於它作為世界構形力量出現的地方，即它首先預先對存在者的存在進行構形並將它們帶入構造的地方。[17]…

這就是說，我們要從此在的生存活動的「關聯關係」出發，而不是從「我」出發，來理解活動主體所關涉的「自身」，從而回答生存活動中的「人是誰？」的問題。「我」並不先於「我們」，它更不先於「自身」，而且「我」也並不排斥「我們」，仿佛在「我們」之中就不存在著實現本真性的「我」的可能。「我」和「我們」是理解「自身」並行不悖且不可分割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維度。…

海德格爾講道：你是誰？你自身是誰？我自身是誰？我們自身是誰？此「誰-問題」指向了作為「自身」的存在者之一般。我們現在可以將預先提出的問題的答案確定為：

人是一個自身（ein Selbst）。[8]…

本文首先論述海德格爾對個體此在（「我」）與民族共同體（「我們」）的哲學建構，再論述語言對於民族共同體的奠基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海德格爾如何論述作詩指引了一個民族的本真性存在方式，最後分析海德格爾這一思想在文明互鑑視野下所具有的當代意義。

一、「我」與「我們」：「自身」（SSeellbbsstt）的不同存在方式

近代主體性哲學興起之後，康德將哲學的根本問題總結為：「人是什麼？」[3] 海德格爾在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存在與時間》中曾指出，人作為此在…

【摘要】海德格爾將「自身」（Selbst）作為「人是誰？」這一問題的追問基礎，並指出「我」與「我們」都同樣源初地奠基於「自身」之中。因此，「本真性的我」與「本真性的我們」一直是海德格爾哲學思考中並行不悖且不可分割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維度。通過對海德格爾20世紀30年代的文本更深入的研讀，我們發現海德格爾的詩學所強調的另一個維度被我們所忽視了，詩人不僅建基供個體此在詩意棲居的家園，而且也建基本真性的民族共同體。

作者簡介：賀念，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德國哲學、現象學與海德格爾、西方美學。…

唐·艾德（Don Ihde）與貝爾納·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雖然立場不同，但他們都在研究技術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探討技術對人類知覺、認知、記憶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兩位學者的學說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共通之處：

技術作為人類經驗的中介

唐·艾德認為技術是一種中介…

喬治·巴塔耶的情色-內在體驗理論與意念科學（noetic sciences）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兩者在某些層面上存在著有趣的共通點，特別是在探討內在體驗、意識狀態的超越、個體認知的擴展等方面。

意念科學關注的是人類意識、心靈與物質世界的相互作用，研究直覺、超常感知、心靈與宇宙的關係等超越常規理性框架的現象。而巴塔耶的理論則聚焦於內在體驗（inner experience），尤其是通過極限體驗（如情色、暴力、死亡等）打破常規意識，進入一種超越性、非理性、無法言說的狀態。以下幾點展示了巴塔耶的理論與意念科學領域的可能聯系——…

[前言 Affects-Percepts-Powers] 2025，愛墾網創立16載；陳明發博士轉行文創研究與推廣第28年。雖然焦頭爛額沒啥獎項可領，但自告奮勇的事還幹得不少。實踐多了，面對自己原創的或經手發佈出去的5、6萬筆內容，多少有些心得。自信還有點前瞻的價值。現陸續整理出來，答謝這麼多年來默默支持著我們的國內外友好。有些事恐怕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更不是一個人可能完成的。現留點檔案，有緣並有能力的人若及時看到，對鄉土轉型或有參考價值。（13.9.2024）…

溫總理在上述那一次《同文學藝術家談心》中第一次披露了「錢學森之問」的內容，以後又講過多次。他還同時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說過：「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這些巨人有什麼特征呢？恩格斯又同時指出：他們都是一些「——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第445頁）請看，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時首先關注的是這時所產生的許多「巨人」，在描述這些巨人的特征時，首先贊揚的是他們的「思維能力」。——這同我們錢老的意見相比較，何其相近乃爾！…

卓越的、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的離去，引起了全國人民深深的悲痛。錢老臨終前曾經多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裡就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來？！」——言之諄諄，意之殷殷，正在引起國人的震驚與深思。

錢老之問，看來是臨終前才向人們提出的。實際上，細讀錢老遺著後便知，這個問題在他自己的思想中早已提出，並且已經思考、醞釀了多年，甚至是憂思終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經探究到了一些可行的方略與答案，希望能夠付諸實施，為中華民族之振興與崛起做出自己的貢獻。

上世紀八十年代，錢老已是古稀高齡。他在辛勤地忙碌於軍工、航天工作之餘，又擠出時間，撰寫大量文章和書信，強烈呼籲要開展思維科學研究，加強思維科學教育。…

科研成果不是靠包裝和炒作就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創新不可能因為各類機構的評比和媒體鼓吹就能「引領世界」。只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真正仰望星空，摒棄拜金主義，靜心篤志，心無旁騖，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才能依靠「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贏得科技強國的明天。

針對一些媒體報道科學成果時偏好用「重磅」「諾獎級成果」「革命性突破」等詞句，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尖銳指出，此類新聞吸引眼球卻不符合實際，除了誤導公眾，編造盲目樂觀情緒，與科研工作應有的腳踏實地、求真務實氛圍不匹配，還可能破壞學術風氣和科學發展的正常秩序，助長浮躁風氣。…

父權社會通過「聖女崇拜」將女人的享樂和初始情景排除在象徵之外，擊回母親身體的符號威脅。在「聖女崇拜」中，女人被允諾的只是在痛苦中的歡樂。母親的身體只包含有耳朵、乳汁和淚水。性別化的身體被「理解的耳朵」所取代。那沉默的「耳朵、乳汁和淚水」對於克里斯蒂瓦所隱喻的是語言交流所不擬證明的無語和符號狀態。

克里斯蒂瓦還利用其個人的感受揭露被天主教的母親話語所遮蔽的「符號身體」。她有排成雙欄的話語：左欄是肉體變成的言說，它是享樂的、情愛的和音樂的母親；右欄是象徵的、被閹割的話語。雙欄的話語代表着母親心靈與肉體的分裂。而分裂則意味着喪失，——喪失孩子，喪失母親身份。…

克里斯蒂瓦認為，被結構主義所理論化和確定邊界的實證性符號空間，其對於主體實則是排斥的，因為它有其自己一套獨立的與生死有關的符號系統，有其前面提到的所謂「穹若」。西方話語帶有它以之為基礎的福音書的蹤跡：語詞由行動的效果所構成，該行動遵循語詞之作者及目的(destinataires)從象徵功能角度所堅持的欲望誓約。既然所有符號都是關於某一物(chose)劫後餘存的符號，該物是被棄的、缺席的和死亡的，那麼作為絕對欲望的文學就代表了一種對生命、對緩解焦慮以及對克服危機進行最艱難認定的話語。

自出版《詩性語言的革命》以來，克里斯蒂瓦一直都在考察文學和藝術表達中的碎片現象，特別是狂歡、卑污、迷離等，是它們反襯出社會主流話語的局限，表達出那些被壓抑的和無言的東西。她考察了「過程」，認為它統貫着主體和主體的交流結構。…

Agapê最終會變得與聖餐同一。聖餐是對基督之死的紀念和永恆化，麵包、酒實質上就是基督的身體、血、靈和神聖性。因此信眾分享聖餐就是對基督之分享。此外克里斯蒂瓦還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討論了Agapê，她說，在基督教話語中既有象徵也不乏符號，二者有複雜的交織。

愛的另一類型出自於那喀索斯神話，它是自戀的原型。在西方主體性的發展史上，那喀索斯的形象一直占據着一個特殊的位置。它是病態的形象和症候。…

儘管弗洛伊德和拉康均承認初始的二元體是由母親和嬰孩共同組成的，但他們所強調的則是父親及其陽物的功能。戀母情境強化了律令並啟引嬰孩進入語言。對弗洛伊德和拉康來說，還有一個第四階段，即象徵階段。克里斯蒂瓦認為，這一階段將一切都統一起來，使人開口說話；它是物質性的拒絕，是出現在內部的他異。象徵只是主體形成過程的一種表現形式。物質性拒絕，它本質上是社會－生物性的，開闢了通向言說性存在的道路；這一行動有母愛的幫助，是母親支持着一直走向拉康鏡像階段的象徵性「拒絕」。克里斯蒂瓦指出，嬰孩要克服卑污的母親，只能經由某種父性的代理，它不光是如拉康所聲稱的對象徵的需要，而且還有對愛的需要。

在其關於卑污的論述中，克里斯蒂瓦考察了路易斯－費迪南·賽林納（Luis-Fidinand…

為了將無意識整合進語言理論，克里斯蒂瓦需要改造主體理論，使它能夠包容、利用意指過程的異質因素。她將主體發展成為所謂的「過程主體」（subjet en procés） 。這樣的「過程主體」理論是她著述的一個持續的主題，尤在其精神分析的實踐和體驗中得到充分的展露。

二、卑污、愛與主體的形成

克里斯蒂瓦對精神分析的介入帶給她一個方向性的改變，這一變化反映在她八、九十年代的寫作中。她撰寫了無數闡說以上主題的文章，1977年以《多元邏輯》…

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