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瓦認為，被結構主義所理論化和確定邊界的實證性符號空間，其對於主體實則是排斥的，因為它有其自己一套獨立的與生死有關的符號系統，有其前面提到的所謂「穹若」。西方話語帶有它以之為基礎的福音書的蹤跡：語詞由行動的效果所構成，該行動遵循語詞之作者及目的(destinataires)從象徵功能角度所堅持的欲望誓約。既然所有符號都是關於某一物(chose)劫後餘存的符號，該物是被棄的、缺席的和死亡的，那麼作為絕對欲望的文學就代表了一種對生命、對緩解焦慮以及對克服危機進行最艱難認定的話語。

自出版《詩性語言的革命》以來，克里斯蒂瓦一直都在考察文學和藝術表達中的碎片現象，特別是狂歡、卑污、迷離等，是它們反襯出社會主流話語的局限，表達出那些被壓抑的和無言的東西。她考察了「過程」，認為它統貫着主體和主體的交流結構。

克里斯蒂瓦通過一些詩人、作家和畫家的藝術創作來展開她對主體理論的特殊闡說。馬拉美、波德萊爾、納發爾（Gérard de Nerval）和洛特里阿芒特（comte de Lautréamont）這些19世紀中期詩人的詩歌被她用作分析文藝作品「符號特性」的最豐厚的基礎。她觀察了資產階級符碼、遊戲和異質等顯出和被抑制的運行情狀，認為它們內涵了死亡本能。是死亡衝動激發了意指活動；死亡衝動及其重複運動一方面激發了語言，另一方面又有使之面臨滅絕的危險。依據克里斯蒂瓦的看法，文學和藝術先是抓住這一波動，以躲避語言的可交流性，而後在新的符號群落中重新予以啟用。藝術將「設定」和異質結合起來，提供了一種超越「設定」的勢能。因此，藝術就是象徵與異質的辯證法的空間。

在其研究愛的那部作品《愛情傳奇》裡，她省視了她本人與情愛、母親身份以及痛苦（它構成了西方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女性語彙）等主題的關涉。在其中題為《聖母哀歌》（Stabat mater）的一章，她用詩性的語言娓娓描述了她自己作為一個孕婦/母親的種種感受，她懷孕的身體，她作為女性的享樂（jouissance en femine）等等；這些敘寫又交織着她對那關於母親身份特別是聖女瑪麗亞神話的傳統宗教之敘述的分析。她研究了「聖女崇拜」，認為它是西方父系社會所使用的一種話語，其目的是為了掩飾母性、母子關係中一些不穩定的方面。在母子關係中，總是活躍着母性、符號與象徵之間的緊張。聖女惟一的快樂是她那不只屬於她而且也屬於所有人的孩子，而她默默的痛苦則是她獨自一人承擔的。當聖女受孕於言、靈、父名和神，她的兒子從另一方面說就只屬於父親的秩序。

女人作為母親在兩個方面直接地危及象徵秩序。一是她的享樂（jouissance）使她有變成主體的危險，而非永遠作為男性主體的另一面。二是她代表或者毋寧說她本身就是文化與自然的合成物，總是不能完全地屈服於象徵的秩序。

(本文作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譯者：金惠敏；2020-11-02 10:33 來源: 實踐與文本 ；標題英譯：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b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