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論述海德格爾對個體此在（「我」）與民族共同體（「我們」）的哲學建構，再論述語言對於民族共同體的奠基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海德格爾如何論述作詩指引了一個民族的本真性存在方式，最後分析海德格爾這一思想在文明互鑑視野下所具有的當代意義。

一、「我」與「我們」：「自身」（SSeellbbsstt）的不同存在方式

近代主體性哲學興起之後，康德將哲學的根本問題總結為：「人是什麼？」[3] 海德格爾在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存在與時間》中曾指出，人作為此在（Dasein）並不同於現成存在者，後者是我們用「實體+屬性」的方式可以「范疇式」地把握的，如我們從性質（顏色、大小等）、數量、時間和地點等方面來規定一張桌子、一塊石頭的存在，但對於人之此在來說，他的本質在於他的生存，也即他朝向能在的各種可能性，因此我們不能用「什麼」（was），而只能用「誰」（wer）來對人之存在提問。於是經由海德格爾將人之存在的獨特方式明確下來之後，康德的哲學根本之問就轉化為了「人是誰？」[4]

海德格爾不僅改變了追問人之存在的提問方式（從「什麼」到「誰」），而且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追問的主體性原則的基礎。自笛卡爾開始，哲學確立了「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則地位，即「我思」（cogito）作為精神性的自我乃是先於所有關於世界的其他知識建立起來的最具確然性的存在。康德發展了這一唯我論的主體性原則，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同樣將我思所代表的「先驗統覺的源始的綜合統一」稱之為知性的最高原理。[5]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明確地將此在的基本狀態標示為「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並同時將「共在」（Mitsein）作為此在的本質規定（Wesensbestimmung）進行強調時，他實際上已經徹底扭轉了唯我論—觀念論的主體性原則，因為哲學上「第一性」的源初被給予性再也不是一個單純思想的「我」，而是一個已經被拋到世界，並且總是與其他人和物打交道的實際性的「我」。嚴格來講，這時候的「我」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中的「我」。這意味著，追問人之存在的最源初根據就從單一的自我意識轉化為了一種複合性的結構化存在，即：人在世界中與他人和他物的共在結構。

由於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討論此在的本真性時間問題時花費了極大的篇幅論述死亡以及它的個別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給予很多學者一個印象，似乎海德格爾同樣陷入唯我論的窠臼，忽視了本真性共在的維度。[6] 這一看法實際上與海德格爾思想本來面貌完全不符，它所犯最大的一個錯誤，就在於忽視了海德格爾對「本真性民族」的論述。[7] 實際上，「民族」概念在《存在與時間》後半部分探討「歷史性」時就已經出現了，但對這一維度最為清晰的闡明還是集中在海德格爾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文本中，尤其是1933—1934年冬季學期的研討班《論自然、歷史與國家的本質與概念》（收於《海德格爾年鑑》第4卷）、1934年夏季學期弗萊堡講座《邏輯作為對語言本質的追問》（GA38）以及1934—1935年冬季學期講座《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GA39）。

海德格爾在《邏輯作為對語言本質的追問》中專辟一章談「對人之本質的追問」，在此他對「人是誰？」這一問題所關涉的主體方面的基礎給出了最為清晰的回答。能夠提出這一問題的是人自身，而「人是誰？」（而不是「人是什麼？」）所問及的存在者，其實也是人自身，所以海德格爾認為：「人是誰？」這一問題是針對自身而來的，根據它所關涉主體的不同情況，可分為「我（自身）是誰？」「你（自身）是誰？」，「我們（自身）是誰？」「他們（自身）是誰？」等。

[3](2)康德：《邏輯學》，《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頁。

[4](3)參看Heidegger,Sein und Zeit,Verlag Max Niemeyer,1927:44f。

[5](1)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頁。

[6](2)持這一看法的學者有很多，包括阿倫特、哈貝馬斯、洛維特、列維納斯等代表。可參見Hannah Arendt,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5-1954,Harcourt Brance&Company,1994:163-187,here 180;Karl Löwith,Das Individuum in der Rolle des Mitmenschen,Drei Masken Verlag,1928:71。

[7](3)除了「本真性民族」之外，早期海德格爾思想中表達「本真性共在」的方式同樣還包括「做出表率式的操心」和「愛」。相關研究參見Nian He,Sein und Sinn von Sein:Untersuchung zum Kernproblem der Philosophie Martin Heideggers,Karl Alber Verlag,2020:23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