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apê最終會變得與聖餐同一。聖餐是對基督之死的紀念和永恆化，麵包、酒實質上就是基督的身體、血、靈和神聖性。因此信眾分享聖餐就是對基督之分享。此外克里斯蒂瓦還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討論了Agapê，她說，在基督教話語中既有象徵也不乏符號，二者有複雜的交織。

愛的另一類型出自於那喀索斯神話，它是自戀的原型。在西方主體性的發展史上，那喀索斯的形象一直占據着一個特殊的位置。它是病態的形象和症候。

在基督教時代的開端，奧維德的《變形記》首次記載了這個神話。接着普洛丁指責那喀索斯的盲視，他不是沒有認出映像的原本，即那個只愛水中或鏡中映像的人，而是他未能將此映像認作他自己的映像，從而放過了他自己的真實存在。普洛丁要求人們必須使用其內在的眼睛，去捕捉靈魂運動中的美。他詛咒眼睛從外部世界所得到的虛假形象和偶像，要求收心內視，以找尋「善的靈魂的美」。由此，普洛丁就將柏拉圖對美的要求和那喀索斯的自戀立場結合起來，創造出自我認識上的一個理想的統一。通過說「上帝即是愛」，他再次將愛的觀念賦予那喀索斯的同一性，所謂「獨一對獨一」（Monos pros monon），即是說，被愛的對象、愛和自我的愛這三者應是完全的同一。上帝就是那喀索斯。儘管那喀索斯的幻覺是一種罪惡，但我們的理式並不因此而少了一些那喀索斯。

那喀索斯（Narcissus），源自希臘神話，是河神刻菲索斯與水澤神女利里俄珀的兒子。有水仙花，自戀者的意思

克里斯蒂瓦特別注意弗洛伊德所設計的情愛療法。弗洛伊德探索了由情愛所引起的混淆病狀，如精神錯亂、妄想狂、幻覺等，從而設計出一個系統，即移情機制，將被壓抑的東西如性慾及其創傷帶回情慾主體的意識，從而消除他的幻像，向他指明現實的部分。這現實部分就是他的性，由它作引導一直穿過現實想像和象徵的混淆，將窒息的主體解救出來。

克里斯蒂瓦將弗洛伊德的設計視為「愛恨交織的心理空間」和「一個無限移情的不可能場所」。她追隨弗洛伊德，並有所超越：她認為，愛既非生物學亦非欲望，而是在此二者之間、在母親的身體與象徵之間游移着的想像的場域。她宣稱，愛不是一個那喀索斯的與母性容器的合併，而是一個隱喻客體的出現，換言之，是那建構心理、將衝動導向他者之象徵的分裂。這分裂可稱之為「原始的壓抑」。

對於克里斯蒂瓦來說，代表象徵的是想像的父親，他是與拉康之嚴父相對立的弗洛伊德的「個人前史中的父親」。這個「想像的父親」是母親與父親的結合。我們不能只是把它設想為可見的，它也牽扯到感性知覺的整個領域，這些知覺影響着嬰孩之神經－心理能力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嬰孩未形成的同一性被轉移到他者的位置，或者更準確地說被他者所取代，這一他者不是性慾的對象，而是自我的理式。因此與母親身體的分離就不是悲劇性的，它為想像的父親所支持，而此父親又是母親之所愛。母親的愛推動了從母親身體向着母親欲望場所的轉移，並欲望的滿足，這個欲望就是對父親的欲望，就是對父親功能的暗指。既然母親已經是言說主體，那麼他者就在其內。她已經被隱含在意指系統。

這一主題貫穿於克里斯蒂瓦以後的著作，並得到了愈加細緻的論述。一位精明的讀者凱利·奧立弗發現：「我們可能讀出克里斯蒂瓦的這樣一個主題，即象徵的邏輯已經以戀物癖的形式在母親的身體內發揮作用。」的確，克里斯蒂瓦本人將戀物癖描寫成陽物力量對母親的歸屬性，由此便是一個「母性父親」的出現。

三、藝術是象徵與異質的辯證空間

克里斯蒂瓦的基本訓練是在語言學方面，因而從其知識與學術生涯的一開始她便與美學研究結下不解之緣。她對意指系統種種變化的追索將她從最初所進行的語言學和文學中的形式結構的探討引向對文學和純藝術的體認和考察，在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上也相應地由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轉到較多地倚重符號學和精神分析。

(本文作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譯者：金惠敏；2020-11-02 10:33 來源: 實踐與文本 ；標題英譯：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b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