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德格爾將「自身」（Selbst）作為「人是誰？」這一問題的追問基礎，並指出「我」與「我們」都同樣源初地奠基於「自身」之中。因此，「本真性的我」與「本真性的我們」一直是海德格爾哲學思考中並行不悖且不可分割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維度。通過對海德格爾20世紀30年代的文本更深入的研讀，我們發現海德格爾的詩學所強調的另一個維度被我們所忽視了，詩人不僅建基供個體此在詩意棲居的家園，而且也建基本真性的民族共同體。

作者簡介：賀念，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德國哲學、現象學與海德格爾、西方美學。

文章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4年第2期

在對海德格爾美學思想及相關詩學問題的探討中，詩人的道說為何以及如何指引人在大地上的詩意居住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詩人通過傾聽純粹語言的言說，為人的生存建立了一個不同於計算性和有用性的「另一尺度」，也就是：人作為能死者逗留於物，參與天地人神四元的自由游戲，從而找尋本真性的家園，所以海德格爾說：「作詩就是本真的讓居住。」[1] 然而，通過對海德格爾的詩學闡釋更全面的研究，尤其是《海德格爾全集》第38卷《邏輯作為對語言本質的追問》（1934年夏季學期弗萊堡講課稿）和第39卷《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1934—1935年冬季學期弗萊堡講課稿）的深入研讀，我們發現海德格爾所強調的另一個維度被我們所忽視了，即：詩人不僅建基供個體此在詩意棲居的家園，而且也建基本真性的民族共同體。

針對第一個維度，海德格爾的詩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對荷爾德林的名言「人充滿勞績，但詩意地棲居在此大地之上」的闡釋之中；針對第二個維度，海德格爾則主要通過「存在的建基者」這一表達來闡明詩人對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性意義，他說道：「人類的歷史性此在根本上來說是由詩人所預先經驗的存在所承載和引導的，詩人預先經驗它之後再將它帶向語言，並且帶到民族（Volk）之中。這也就是說我所說的『詩人乃是存在的建基者（Stifter）』。」[2]這意味著，在海德格爾看來，荷爾德林和歌德等詩人的詩作不僅僅教人如何詩意地生存，而且它們也根本性地規定了「何為（本真性的）德意志民族」，從而對於民族的存在建基具有歷史性的開端意義。

【注釋】

[1] Heid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Gesamtausgabe,Bd.7,Hrsg.:F.-W.von Herrmann,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2000:193.

[2](1) Heidgger,Hölderlins Hymnen»Germanien«und»Der Rhein«,Gesamtausgabe,Bd.39,Hrsg.:S.Ziegler,Verlag Vittorio Klostermann,1999: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