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梁客居柏林，身處西方而回望東方，在西方而對東方的人情和食物充滿懷念，因為距離而時時看見了經濟與政治的變遷。他的《茄子》在多倫多寫成，從異鄉事物寫離散華人的身世。詩中的“你”是一個典型的離散華人的後裔：父親是廣東人，母親來自北京，自己從小在台灣長大，後來移民加拿大，輾轉在家族、國族、種族的夾縫中，見證了現代中國的歷史滄桑——

我記得在簡陋但舒適的舊居/母親買過肥美的茄子/佛像那樣供在客廳中心/後來生活就亂了，獨自在外面/總沒法煮回那樣的味道//你父母當日不知是什麽心情/隨移徙的人潮遠渡了重洋/言語里滲入了變種的蔬果/舌頭逐漸習慣了異國的調味/像許多同代人，大家逐漸離開了//一個中心，失去了原來的形相/但偶然我們又從這兒那兒絲絲縷縷的/什麽里嘗到似曾相識的味道/好似是煮糊了的皮肉，散開了又/凝聚：那麽鮮明又消隱了的自己…

引言：透過食物的“眼睛”

食物在人類社會中占據顯要位置，不僅關系到健康、營養、生命的範疇，而且與文化建制、社會規則、權力結構有密切的聯系，激發人的情感、欲望和想象，是物質文化和商品文化的綜合。這方面的研究所在多有。 生態人類學家安德森指出，中國人使用食物來判別族群、文化變遷、歷法、家庭事務以及社會交往；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家庭拜訪、宗教事務，都在合乎禮儀的宴會和食物供奉中進行；作為社會地位、禮儀地位、特殊場合及其他事務的標志，食物已不全是營養資源而且是一種交流手段；中國食物的覆雜精巧大多歸功於食品在社會體系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香港在1842年因為淪為英國殖民地而首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歐洲大陸、中國的政治事件決定性地影響香港的發展進程。…

另一天，有人帶來了《今天》，立即在《地火》成員中傳閱。我讀到了芒克、北島等人的詩，很震撼。那時候雲南詩人寫詩多是傳統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沒有象征派的風格，《今天》詩歌意象豐富而詭譎，但並不朦朧。詩不在於它的意思懂不懂，而是語詞所創造的張力、空間能不能喚起讀者的感覺。《今天》的詩歌給我強烈的印象，我有許多經驗和那些作者是相通的。後來官方批評把“今天”詩歌說成“朦朧”，乃僵化愚昧所至。 

石安達組織了很多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朗讀、討論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活動是集體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遊泳。那時代人們非常渴望生活，渴望詩意的生活，《地火》不僅是一個文學刊物，也是一個生活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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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春的一個黃昏，我根據《地火》提供的地址找上門去。我走在銀樺大道上，興奮、害怕，想象著那里有一個左拉發起的“梅塘夜話”或者赫爾岑家里的文學沙龍，想象著那些長得像普希金或者萊蒙托夫的面孔。



《地火》編輯部設在雲南省圖書館後面的職工宿舍里，一棟紅磚房子的二樓。土紅色的木門，我敲了敲，門開了，里面站著一個長我幾歲的青年，穿著白襯衣，英俊、聰明，眼睛像爐膛一樣發亮。他握握我的手說，歡迎你加入。



他是《地火》的主編，叫石安達，《地火》編輯部就在他的家里。他是雲南省圖書館的職工，雲大中文系1968年畢業，拉祜族，他父親是拉祜族的大土司。他請我星期四晚上再來，這里要舉辦一個詩歌朗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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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沒有地方發表詩歌，文學刊物都停刊了。報紙上有時候會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標語口號，有些句子比標語口號稍微講究些，用了形象思維的手段。下面還標著作者：“工人某某”、“解放軍某某某”、“社員某某某”。我的詩不可能發表在報紙上，我開始寫新詩後，甚至都不能讓人知道我在寫詩。我的詩不能隨便給別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當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舊報紙包著的詩集，里面有查良錚翻譯的雪萊的詩《西風頌》：

哦，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

1979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廠的鉚焊車間當鉚工，已經幹了8年。 

上班之余，我寫詩。最開始寫的是古體詩，因為學校里的語文課只教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詩我全部學過，背得滾瓜爛熟。受這個影響，一開始寫詩就是填詞。 

工廠由一條大道分成兩半，兩邊是車間。大道兩旁，每個車間的門口都用木板安裝了貼大字報的欄板。大字報是文革時代公開發表言論的一個方式，有點像今天的網絡，大街、單位到處都有大字報欄，你有什麽想法，寫張大字報就可以貼上去，匿名也可以，當然，後果自負。冒似言論自由，其實真正敢於說話的人極少，有些人夜里偷偷貼大字報公開了自己的陰暗思想，天一亮就被捕了。



每個月各車間都要在大字報欄上貼一些文字，領袖語錄、報紙社論摘抄、工人寫的感激文字，順口溜什麽的，歌頌祖國、歌唱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用毛筆和大白紙抄出來，配著太陽花草之類的水彩插圖。每個車間的專欄都取個名字，加工車間的叫做“春雨”，鉚焊車間的叫做“紅鉚工”。



鑄造車間的叫做“鋼花”。我進廠時剛滿16歲，照著毛澤東的詞的格式填了一首《采桑子》，歌頌五一勞動節，這是我第一次…

《河流簡史》匯輯了詩人十余年間（2004—2015）的詩作。詩集沒有完全按照寫作順序來編排，而是將2009 年到2012 年間的作品放在前面，這樣便將他十年間寫作的時空跨度清晰地顯示出來——從北方到南方，在這個過程中詩人不斷進行詩藝上的更新與轉型。

2004—2008…

二

當漂泊的生活最終以故鄉為終點，生活變得簡單、樸素，其寫作也自然發生了些許變化。如果說，1990 年代的詩歌寫作多采用敘事鋪陳筆法，著力於將所見與所感轉化成詞語，此後詩人則致力於對事件的觀照與意象的開掘與呈現。寫於2004 年的《分界線》，也是詩集《河流簡史》中創作時間最早的一首詩，開始顯示出詩人不同於之前的寫作方式：





長途大巴車從雨水漣漣之中

忽然駛入，明晃晃的陽光里



那是1999 年2 月9 日8 點…

摘要：柳宗宣的詩作與他的生活經歷之間的某種關聯，可以視為其個人日常生活的詞語呈現：大部分生活經歷最終以詞語記憶的方式展現出來，以文本承載對生活的詩性理解和對存在本質的把握。柳宗宣以敘事筆法描繪日常生活，在隱身的姿態下創作“宣敘調”性的詩歌。當漂泊的生活最終以詞語為故鄉，詩人的筆觸也相應地發生些許變化：結構上的營建、寫作中的感性和對生命的沈思。柳宗宣的日常書寫緊貼個人現實，描繪出當下歷史語境中的記憶之圖，而為個體歷史留存了見證之詞。寫作中的對話性因素與談話式語調，在南北、生死之多維場域的互動中得以呈示。

一…

就如莫扎特的音樂那樣，其實辛波斯卡（下圖）的詩質並不單一，更不是單調。互異以至對立因素會共存其中；它們的交織、滲透正是這些平易的詩的迷人之處。不是感受到輕盈嗎？而輕盈中有令人深思的尖銳；在體會她對傳統世俗生活親近的同時，也發現有出乎我們預想的，令我們驚喜或深思的哲理。明確告白與自我疑惑（有一首詩就叫《頌揚自我貶抑》），堅定與謙卑，沈重與輕松，恬淡自如與緊張感，溫情與嘲諷，冷靜中的幽默戲謔——而且是“帶淚的戲謔”……

盡管周夢蝶和辛波斯卡的詩極為不同，但也有相通的方面，而且是一些根本的方面。比如說，他們都知道，“一千個人當中/大概會有兩個”喜歡詩，知道詩歌朗誦會不是拳擊比賽，“大廳里有十二個人，還有八個空位——”，“有一半的人是因為躲雨才進來，/其余的都是親屬”，但是仍執迷不悟地…

這首詩有一個副標題：“仿波蘭女詩人WissLawa Szymborska”。辛波斯卡…

因為知道我“偏愛讀詩的荒謬，勝過不讀詩的荒謬”（仿辛波斯卡詩句：“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詩人周夢蝶（下圖）2014年5月1日去世，台灣的朋友很快就把這個信息告知我。2013年春天，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籌備第四屆詩歌獎，有評委提名周夢蝶為候選人。主辦方傾向於得獎人最好能親自到北京領獎，讓我打聽周夢蝶的近況。我正好在台灣新竹的交通大學上課，便致信對周夢蝶有精深研究的翁文嫻教授。她告訴我，周夢蝶身體不好，3月初台大開他的詩歌創作國際研討會，還是被抱著進到會場的。因此，聽到他離世的消息，並未感到特別意外。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合作編選可能今年出版的新詩選，周夢蝶收在上卷《時間和旗》里（下卷是《為美而想》）。他的簡介由我執筆：…

從社會成員構成的角度看，通俗歌曲並沒有替代高雅藝術。因為對平民而言，高雅藝術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當代中國的情況也與此類似。當20世紀80年代的人們抱怨高雅藝術“滑坡”、大眾審美趣味降低時，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此前中國普通民眾的文化素質、藝術修養和審美趣味並不比這時更高。以前之所以不存在“滑坡”的問題，只是因為那時的高雅藝術團體是由政府資助維持，毋須計較觀眾的多少；更何況當時的大眾在審美方面也沒有更多選擇的余地和權利。所謂“滑坡”不過是因為社會審美需要的差異和層次顯現出來了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講，平民並不是被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陰謀所俘獲，而是文化工業放大了平民的審美需要並使之合法化，也就是說把平民的趣味推到了社會文化生活的前臺。那麽，文化工業所制造的標準化產品是否會阻塞了民眾審美需要提升的可能，從而使大眾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萬劫不復的平庸之中？這是阿多諾理論的邏輯結論，但不一定符合社會文化活動的實際。克蘭（Diana…

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關於意識形態“霸權”的認知即使在最基本的經濟領域仍然可能是可疑的。比如“商品拜物教理論”把商品交換關系泛化為意識形態的思路，從邏輯上看是沒有問題的：對於資本來說，最基本的政治要求當然應當是保護商業利潤和資本再生產關系。然而，這里忽視了的問題是，商品交換和追求商業利潤需要的產生遠遠早於資本主義的產生，因而這種需要決非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需要。而恰恰是在跨國資本的時代，這種需要的主體變得復雜起來——比如當人們抨擊跨國資本對當地經濟的支配霸權時，本國的工會可能也抨擊它使得資本和就業機會外流而侵害了自己國家勞動者的利益。在這里我們遇到的是阿波爾科隆彼所說的“多種意識形態”混雜的難題而不是可以簡單定義的“霸權”。這樣看來，把一種相對於其他文化處於更優勢地位的文化現象簡單歸結為意識形態的“霸權”，有可能混淆傳統的或普適的需要與當代資本主義特定的政治需要之間的差別，從而造成對文化現象內在性質的誤解。…

二、女性被“殲滅”了嗎

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是葛蘭西（Antonio Gramci）所說的“霸權”。“霸權”（hegemony）這個詞在葛蘭西理論中的含義似乎比較復雜。有人認為葛蘭西的“霸權”是指“那個階級成功地說服了社會的其他階級接受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價值標準。”[5](P184)還有人認為“霸權最好理解為組織贊同（the organization of consent）——從屬意識形態的形式不求助於暴力或強制便得到構造的過程。”[1](P312)這些解釋與“hegemony”這個詞的本義（支配、領導、盟主）比較接近，大體上算是一個比較中性的學術術語。…

在中國當代學術語境中，“意識形態”是個非常熟悉、甚至是非常通俗的概念。在美學和文藝學研究中，對審美經驗和美學理論的研究也常常與意識形態問題聯系在一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絕大多數《文學概論》或《藝術概論》之類的教材都毫不猶豫地把文學藝術活動歸入意識形態的範疇。盡管如此，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進入中國的學術視野後，仍然造成了很大的歧義和困惑。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盧卡契（George Lukacs）以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解釋與中國大陸學者的傳統理解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意識形態批判所關涉的是中國美學和文藝學界開始研究不久的新問題——當代文化問題。重新審視近年來美學和文藝學界所使用的“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術語境中的意義，應當有助於理清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的審美文化與意識形態關系研究中存在的許多矛盾、歧義和含混。…

話說世上自從亞當夏娃降世以來，男女繁衍，其間情感變化多端，悲歡離合，莫衷一是。有一見傾心的，有始亂終棄的，也不知誰對誰錯。於是天降聖人，立下了道德標準，以後的人根據了這些標準訂立了法律。但是天心難測，瞧著舉世全是奉公守法之人，也沒什麽意思。於是又降下一批反聖人來，專能鉆法律的漏洞，聰明才智又遠過於聖人。以後世上的男女必須根據法律才能結為正式的夫婦。

人類男女的結合，在形式上和動物不同，但是在本質上實在和動物相同。而且像好幾種的動物。“人間”版上發表了不少篇亞當看夏娃、夏娃看亞當的文章。我沒有寫作之才，只好把亞當夏娃結合後的共同生活和幾種動物做一比較，各有相似之處。人類原是動物中的一種，處處離不了動物的天性。不論義夫、節婦、悍妻、潑婦全有和他（或她）性質類似的動物。

一、獅子型…

俗語說：“運氣來，城墻都擋不住。”老夫從去年時來運轉，至今不到一年工夫，當了三次競選的評審或頒獎一類的人物。我雖年老，但是好管閑事，而且既當上了作家，少不得也參加點公開的活動，別讓讀者忘了我，或誤以為“哲人其萎”了。

去年六月當金馬獎的評審，一連看了一百二十部片次的國片，吃了二十一頓的自助餐。掙了三萬塊錢，可是從此看月亮就成了兩個──眼花了。給人一百元，楞說是兩百──我掏出一張，看著是兩張。反過來，如別人給我兩百元，想只拿出一百元出來騙我，我可不收，因為我收錢時是靠手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