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8年的詩，周圍沒有另一個詩人。我的朋友們讀我的詩，但不寫，寫詩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白紙黑字，證據確鑿，我算是豁出去了。我很孤獨，很想找到同道。我當然知道中國有許多人在偷偷地寫，但我不知道他們在哪里。

我記得1974年的一天，中午，下班了，機床一台台停下來死去。車間安靜時，鉚工陳實鬼鬼祟祟地拉著我走到車間的僻靜處，兩頭看看沒人在，蹲下來，在鋼錠上坐定，從懷里掏出一張揉得皺巴巴的信簽紙，已經有裂縫，上面抄著一首詩：《相信未來》，原來有11段，這里只抄下7段，沒落作者名，陳實說是一位北京知青寫的。

我很喜歡蜘蛛網、竈台、淒涼的大地、迷途的惆悵、“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這些詞句，這種詞句出現在詩里面，真是別開生面。“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竈台”那時候“查封”很頻繁，針對的是階級敵人，在這首詩里，“查封”的主體變成了蜘蛛網，隱喻著時間，真是大膽。

我知道作者說的“相信未來”是什麽意思，不就是雪萊說的“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語詞的隱喻是無法控制的，所指隨著時代變化，張冠李戴，含沙射影，上帝也控制不了。“未來”，“春天”，以前是指解放區。

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1970年代，還要“相信未來”，難道現在不就是偉大的“未來”嗎，不相信現在嗎？相當反動。所以這首詩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流傳。我才看了兩遍，陳實就一把搶回去，小心疊好，塞回內衣袋里，我要抄一遍他都不準。我至今不知道陳實是從哪里得到這首詩。這個秘密使他高我一等，他有渠道得到地下詩歌，他和“未來”有聯系。自那個中午以後，我一直想找到這位詩人。過了20多年，我在北京見到了這位詩人，他是食指。 

三中全會召開後，我預感到新時代要來了，模仿著馬雅可夫斯基的風格，寫了一首批判“四人幫”的抒情長詩《難逃法網》。廠里有個1960年代的著名電影演員老徐，他曾經在某部電影里演過一個漢奸，文革中從八一電影制片廠流放到昆明，和我在一個車間。

老徐很喜歡這首詩，幫我用毛筆和墨汁把它抄到全開的白紙上，貼到工廠食堂前的大字報欄上，展開來有十多米長，滔滔不絕、浩蕩奔流的樣子。工人們敲著鋁飯盒去食堂打飯的時候，都看到了，像下班後的機器一樣沈默著。有人悄悄拍拍我：兄弟，你膽子大啊！我是這個三千多人的大工廠唯一的一位詩人。

1979年初春的一天，我路過昆明市中心的百貨大樓，看見省醫藥公司的灰色外墻前，人頭攢動，墻上貼著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也許是印的時候紗網動了，字跡有些模糊，刊名叫做《地火》。

醫藥公司是一棟三十年代的西式建築，《地火》貼在馬牙石和水泥砌成的灰黑色墻面上，很醒目。我快速瀏覽了一遍，有小說、詩歌、散文，寫的都是人生、風花雪月、愛情，像是徐志摩主編的。

我心頭一熱，這是我的同黨，終於找到他們了。上面有地址，人們相信一個新時代到了，於是勇敢地公開了住址。我決定現在就去找他們，我已經找了這麽多年，我要和真正的詩人一起討論詩歌，念我的詩給他們聽，我還不知道我寫得是好還是不好，我的讀者除了七八個親密的朋友，都是黑暗中的人，我常常想象著把自己的詩念給王維、李白、蘇東坡、普希金、萊蒙托夫、波德萊爾……念給那些天堂里的詩人們聽。

那時候我膽子很大，25歲，寫詩使我成了一個安泰那樣的人。我已經秘密閱讀了《當代英雄》《羅亭》《堂吉訶德》《約翰•克利斯朵夫》《覆活》……這些文字賦予我的青春一種強大的力量，一種神聖的力量。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些作品隱含著的基督教精神。我完全忘記了恐懼，我當然知道這是地下刊物，我早已知道1957年發生的事情。我知道“探求者”事件，也知道韓東的父親方之。多年後我和韓東成為朋友，一同創辦了詩歌刊物《他們》。

在文革期間，我也目睹經歷了種種事情。1966的某日，造反派來到我家里，我12歲，他們要我交代我父親平時在家里都說些什麽，我保持了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