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娜的茄子》寫於2006年，梁氏當時在法國的沙可慈修道院擔任駐院作家。有一次，他受到法國友人“年娜”的款待，有感而發，於是寫下這首詩 。“茄子魚子醬”的烹飪者年娜，是一名年長的法國女性，父母曾在東歐流離失所，親人在愛沙尼亞備嘗辛酸。

後來，年娜篤信共產主義，在七十年代與全家短暫移居俄國，後來理想幻滅了，她們離開了俄國。在八十年代，年娜親身見證了蘇東劇變後的政治動蕩，她在九十年代重訪俄國，在她曾經待過的“公社農場”憑吊往事。“茄子”這個平淡的食物意象連貫了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人物與事件，其中有家族身世和個人記憶，有人倫親情和青春熱血，有政治變革和社會動蕩。在梁秉鈞眼里，茄子的龐大體型令人想起蘇聯的公社農莊，它是共產主義之“臃腫的理想”的象征符號。這段人生經驗中的向往與愛恨，不會輕易消失，它層層累積在日常生活的食物中，一旦遇到合適的場合，就從記憶深處奔湧而出。

《在巴黎“中國俱樂部”吃毛色拉》 寫於2000年，梁氏即景抒情，借題發揮，以戲謔反諷的調子，解構革命神話。抒情自我從色拉的奇怪名字，聯想到毛澤東和胡志明等亞洲革命領袖：“色拉為甚麽姓毛？/西芹和菠蘿味道不錯/卻與紅蘿卜一同認錯族譜/更像胡志明領導的革命/不似長征的口糧/也沒有湖南臘肉/你可肯定其他作料/不都是帶著腦袋逃亡了？”法國在1968年掀起了左翼社會運動的高潮，不久後席卷歐美，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反叛,對平等政治和尊嚴政治的追尋，據說是這個運動的宗旨之一。 對於“毛主義”的致敬可能是“毛色拉”這道名菜的起源，只是當年的革命理想如今已經淪為消費主義時尚了。發生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曾經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廣泛的影響。

中國曾經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地帶，尤其是在1970年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為不可遏制的歷史洪流。梁氏有意對這道菜開玩笑，表面上是對“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問，背後是對中國革命的懷疑、揶揄和否定，這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空間中的流行論調。“毛色拉”變成了一個擺放在錯誤時間、錯誤空間中的無根存在，對於中國食客喚不回失落的親密經驗，但是對於西方食客成了有趣的異國情調了。“中國俱樂部”是餐館的名字，詩人吃驚地發現，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多樣化的文化實踐和豐富的政治價值，都被完全抽空了，變成了由市場邏輯和商業法則支配的消費主義時尚。那麽，梁秉鈞自己的看法、立場和態度又是如何呢——

中國不過是月份牌上的旗袍/你我輕易變成了自行車的擺設/火柴盒上

有愛人的瞳孔/虛榮華服與煙蒂組織俱樂部/流血流淚或是傾倒醬油/激情與

熱血已不令人信服/蔥蒜經歷流亡與豉椒重逢/耳邊盡有說不盡的話

“旗袍”、“自行車”、“火柴盒”等物品被認為是古老神秘的中國文化的象征，“中國”在這里被異國情調化了,不免落入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想象。不過，這不是此詩的重點所在。梁氏認為，中國革命是空洞無意義的過眼煙雲，民族主義沒有價值，家常的物質生活（蔥、蒜、豆豉、辣椒）雖然平淡瑣碎，卻足以抵抗歷史的劫灰。二十世紀的革命歷史喪失了英雄維度和崇高感，暴露除虛浮不實的本相。只有個人主義的生活態度，只有品嘗無盡的人間好滋味，才是浮生值得留戀的地方。這正如周蕾的觀察，梁詩“不熱衷於輝煌的英雄故事、堂皇的文字和詞組，它們總是透過省略梁氏最感興趣的細節和片段，把歷史鑄成紀念碑。” 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癥結何在呢？以下會有進一步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