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漂泊的生活最終以故鄉為終點，生活變得簡單、樸素，其寫作也自然發生了些許變化。如果說，1990 年代的詩歌寫作多采用敘事鋪陳筆法，著力於將所見與所感轉化成詞語，此後詩人則致力於對事件的觀照與意象的開掘與呈現。寫於2004 年的《分界線》，也是詩集《河流簡史》中創作時間最早的一首詩，開始顯示出詩人不同於之前的寫作方式：


長途大巴車從雨水漣漣之中
忽然駛入，明晃晃的陽光里

那是1999 年2 月9 日8 點
你從南方潮濕的夜雨脫離出來

進入安陽地界。幹爽的空氣
陽光普照。天空一溜煙地藍下去

華北平原——灰蒙蒼茫而蒼涼

                                 ——《分界線》


短短七句，視界豁然開朗，有長詩所不具備的輕盈質感。“1999 年2 月9 日8 點”，這個清晰的時間標志，隱含著世紀末即將消逝的緊張感，但“你從南方潮濕的夜雨脫離出來”，又是否帶著一種步入“幹爽的”欣喜？“天空一溜煙地藍下去”，“華北平原——灰蒙蒼茫而蒼涼”，從視覺的蒼茫到心靈的蒼涼，顯示出一種層層遞進的樂感，與上文六句形成情感對峙，遼闊之中孤寂襲來，久久不散。“在他的感性中，竟似和先民的感性有了神秘的關聯，有了那一瞬的照亮，讓人看到了那似已失傳的感性的蹤跡，像回到了人和自然因交感而生發的原因。”［8］在與木朵的訪談中，詩人坦誠這首詩的寫作是從現象學中找到理念支撐後進行的詩學實驗。

除了對日常生活瞬間的捕捉，詩人開始面臨詩性的形而上的思慮。那是日常生活本身不能揭示出來的，也不是單靠技藝的不斷提升就能解答的。如：人依靠什麽而存在？我們可以發現詩中出現了一個自語的幽靈“你”，詩人與這個幽靈對話，語音背面隱含著個體生命無法言說的隱痛和傷戚。從小城鎮到首都，都市中的人情冷暖與人事更替的抽象時間漸成為詩人持續關注的主題。生命中的各類景觀、每個階段的生活回憶皆不斷重現。這些“風景”糾纏著，使詩人不得不將對詞語的注意力轉向某種內心的清理。從外部打量轉入傾聽內部幽靈的自語與辯駁，其寫作也相應地從對內心視界的描述轉入哲思。詩中開始出現“雙層結構”，它們相互生發呼應，類似於弗洛斯特的詩，它描述的好像是某個具體的事象，但里面又隱約有另一種存在，不僅僅是象征，更像是多重意味的回旋。而詩人並不是在做空泛的智性抒寫，而是以詞語為媒介在體驗接通身體的在場性。以他寫於2014 年的《孤島》為例，詩人描述了他重返早年生活工作過的校園，在對其興廢生發感嘆後，結尾部分突然語速加快，他說他找不到少年們：


——奔跑的影子的喧嘩
他在那里默悼，被時間改變
的空間地理。光線中蚊蚋
嗡鳴。一個聲音盤旋其中

凡建立必毀棄。一切抵不過
荒草和時間；你不必在大地
尋找虛假記憶，最終被改寫
在塵世如果還有什麽能憑借

可信奉語言，也得依恃典籍
將化成紙漿或灰燼。噢，不
不能這般虛無，你還得有所
信靠，不可聽從幽靈的私語

                       ——《孤島》


“奔跑的影子”是昔日的少年，生氣勃勃，速度極快。“蚊蚋/嗡鳴”不過是浩瀚空間中極微小、緩慢的一種聲音，在快與慢、靜與動的撕扯中，“他在那里默悼”。“凡建立必毀棄”，這是先知的話語方式，音調因此變得凝重，語言充滿張力。“一切抵不過/荒草和時間”，只有真正見證過時間摧毀之力並因此而失去過的人才會如此沈痛。昔日充滿生命力的學校如今變成孤島，那麽只存留在記憶之中的情景又如何證明不是虛假？“改寫”原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這里有緊張的思辨，作為身在傳統之中的漢語詩人，語言與典籍是詩人背後巨大的“影響的焦慮”之源，但詩人決意“不可聽從幽靈的私語”，試圖突破傳統的“虛無”。整首詩充滿了矛盾辯證法，揭示出身處不斷變換的時間與空間中的詩人獲得的智慧。

熟悉柳宗宣詩歌的讀者，一眼就會辨認出詩的前半部分中出現過的“棉花”這一詞語。“棉花”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潔白與柔軟的象征，而對出生於江漢平原的詩人來說卻帶有大地的“根性”。“棉花”多次被拿來書寫，如《棉花的香氣》一詩，“發現棉花的香氣當我與你在一起/後來我們離開村莊，當我歸來”；又如“她屈膝在晾曬棉花的架下偷窺貓肚/的花紋”（《還鄉計劃》）；再如詩人緬懷“棉花的香氣只有在過去幻美的鄉村方能聞到了”（與木朵的訪談）。同時，“棉花”又不能不對詩人構成某種“危險”，已經成為詩人心中對時間之流使一切不斷消逝的巨能的恐懼之源：“河水變濁。陰雲壓在棉花苗上面”（《還鄉計劃》）；“ 池塘長出棉花”（《孤島》），這些句子中的“棉花”成為“時間”的象征，帶著摧毀一切的危險氣息。

詩人曾對寫於15 年前的代表作《上郵局》一詩的後一部分有所不滿，認為應該更直面人性中陰暗的部分和內心的懺悔，讓詩逼向人性所指的真相。一首《孤島》似乎讓他獲得了某種安慰，詩集中此詩所處的位置並不顯眼，被安排在第三輯“舊地遊”的中間部分。但語言與結構上的精心安排使其瞬間脫穎而出，顯示出某種新變，與《河流簡史》《行走的樹》等詩作一起，構成了新的語言景觀。後者詩人經歷想象中的河流，以邂逅的樹木之名串聯起漫遊經歷，明顯地從關注“事”到關注“物”，對生命與存在有了更平和也更深邃的體驗，使作品更加具備當代詩的型構和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