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以“田螺”的口吻自述一道菜肴的制作過程，敘述、獨白和思考貫穿全篇，所有被動的行為都顯示了主體性的喪失。田螺被人們從水田中撈起來，被迫離開了天然的棲息地。不久，它的鮮肉又被活生生地從硬殼中掏出、剁碎，與上等的食材混雜起來，然後又被塞回殼中，結果，一個鄉野的原料“增值”成為一道名菜。結果，田螺滿足了人們的饕餮欲望，自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其實象征了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的命運：被迫抽離自己的地理和歷史根源，毫無自由選擇的余地，被宗主國的強勢文化所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鮮，實際上代價慘重，面臨茫然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後殖民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批判的那種情形：“在殖民統治的範圍里沒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創新或民族文化的轉變。”

2，從“臃腫的理想”到“民生的智慧”

梁秉鈞也借著飲食書寫表達自己對冷戰政治和共產主義的思考。從1947開始，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曠日持久的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對抗，直至1989年的東歐劇變，1991年的蘇聯解體，終於宣告“冷戰” (The Cold War) 的終結。此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先後出籠，成為國際政治學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論述。從地理疆界看，香港與中國大陸毗連，發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激進運動不免波及香港的日常生活。六十年代，香港左翼勢力蓬勃，他們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1967年5月發動了著名的“六七暴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演變為針對港府的恐怖襲擊和大規模的社會騷亂。 梁氏當年才十八、九歲，他生活在彼時的香港，對這個暴力事件應該不會陌生。我們通讀其大部分著作，可以發現他的自由主義立場非常強烈，對左翼思潮和社會主義的評價，常常是流行的看法。

1989年，波蘭長期執政的統一工人黨被剝奪了領導地位，次年，多黨制出現了，波蘭成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劇變的“領頭羊”。三年後，梁秉鈞訪問波蘭，發現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在國營酒店的沈沈欲墜的帷幕後面，似乎有幢幢的歷史魅影，於是他好奇地思考：政治的轉折是否會改變“食物”的味道呢？ 1997年，在柏林墻坍塌若幹年後，梁秉鈞訪問德國，參加學術圓桌會，受到德國朋友的殷勤招待，他在品味了不同滋味的啤酒後，對於德國的政治轉型、對於全球社會主義實踐產生了一些看法——

看襤褸的人走過眼前撿拾破爛/在歷史的廢墟里舉杯/那種微微苦澀的味道//在全個城市最龐大的建築地盤/豎起新的商標，高科技的展覽場內/預言著不知怎樣的明天//不斷在尋找，不斷在試味//這一杯太濃了，那一杯太淡了/這一杯的酸味答允你有甘甜/不同的酵母和小麥，配合不同的礦泉/各以獨特的方式釀制/含有更多或更少的槐花//不斷爭論，不斷調整//這一杯是歷史的辛辣，這一杯是/人情的溫和，這一杯是/公眾空間里公民圍坐談天的共識//需要時間、耐性、好意/無數失敗了再嘗試的配方

全球社會主義運動變成了一堆廢墟，兩德統一後面臨經濟的難題，貧困人口不斷攀升，城市建設和高科技展廳的前途也難以預測。針對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人們在不斷地尋找、嘗試、爭論和調整。值得欣慰的是，噩夢般的歷史終於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人們告別了“歷史的辛辣”而迎來了“人情的溫和”，專斷的意識形態和極權政治消逝了，市民們熱情參與公共領域，取得了許多共識。在這里，“酒味”的濃淡酸甜的嘗試，不同釀制方式的選擇，暗示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隱喻政治治理和制度選擇沒有絕對正確的配方，人們不應該屈從於歷史必然性的鐵律，應該邁向開放的、包容的、實驗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