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廠的鉚焊車間當鉚工，已經幹了8年。 

上班之余，我寫詩。最開始寫的是古體詩，因為學校里的語文課只教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詩我全部學過，背得滾瓜爛熟。受這個影響，一開始寫詩就是填詞。 

工廠由一條大道分成兩半，兩邊是車間。大道兩旁，每個車間的門口都用木板安裝了貼大字報的欄板。大字報是文革時代公開發表言論的一個方式，有點像今天的網絡，大街、單位到處都有大字報欄，你有什麽想法，寫張大字報就可以貼上去，匿名也可以，當然，後果自負。冒似言論自由，其實真正敢於說話的人極少，有些人夜里偷偷貼大字報公開了自己的陰暗思想，天一亮就被捕了。

每個月各車間都要在大字報欄上貼一些文字，領袖語錄、報紙社論摘抄、工人寫的感激文字，順口溜什麽的，歌頌祖國、歌唱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用毛筆和大白紙抄出來，配著太陽花草之類的水彩插圖。每個車間的專欄都取個名字，加工車間的叫做“春雨”，鉚焊車間的叫做“紅鉚工”。

鑄造車間的叫做“鋼花”。我進廠時剛滿16歲，照著毛澤東的詞的格式填了一首《采桑子》，歌頌五一勞動節，這是我第一次寫詩詞，車間的宣傳員把它發表在“紅鉚工”上了。但我並沒有就此對寫詩發生興趣，也就這一次而已。毛澤東詩詞把我領進詩歌之門，而這扇門後面還藏著無邊無際的中國古典詩詞。文明之門就像千手觀音一樣，不只有一道，從任何一道門都有可能登堂入室抵達文明最深奧的殿堂。

1970年冬天的時候，我生病在家修養，父親當時在雲南陸良縣一個叫水閣的村莊流放，我去探望他，他住在鄉村的寺廟里。寺廟里佛像已經摧毀，正殿改成了生產隊堆放雜物的倉庫，我和父親住在樓上。我在稻草堆里發現一個籮筐，里面有幾本舊書，其中一本是六十年代印給幹部內部學習的《中國古代詩詞選》，里面印了三十多首古代詩詞。那一天，我在陰暗的閣樓上打開了這本小冊子，劈頭就看見王維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像被閃電擊中，眼睛上的黑布被撕開，我頃刻被照亮了。我立即想寫出這樣的詩，就寫了起來。從那一天起，我開始狂熱寫詩，神魂顛倒。後來當我坐在大卡車的車廂里回昆明的時候，一路都在神思恍惚地構思著詩。

我不知道這本小冊子怎麽會藏在遙遠偏僻的鄉村，這是共產黨省委機關的內部讀物，我父親不大可能帶來這個小冊子，他是舊時代的秀才，這只是一本初級的入門讀本。也許菩薩顯靈吧，很多年來，我都覺得這本小冊子出現在稻草堆里太神秘了。我不敢告訴父親，我不能失去這本小冊子，我悄悄地藏著它，離開那個村莊的時候，我帶走了它。從這本小冊子開始，我發現了王維、蘇軾、姜白石、李白、杜甫、吳文英、辛棄疾、範成大……他們都在黑暗中，是被禁止閱讀的。在七十年代，經歷了1966年的大規模焚書、禁書後，要找到書是很困難的。但有心人還是可以找到，後來我得到一本王維的《罔川集》，成了我的詩歌聖經。我也找到了《詩韻新編》，背誦詩歌格律。1973年，我讀到惠特曼的《草葉集》，深受震撼，就不再寫古體詩了，開始寫自由詩，寫風花雪月，青春期的感傷、愛情之類。我的第一首白話詩，寫的是春天在一個公園的觸景生情。

1975年，文革的疾風暴雨緩和了些，圖書館重新打開，部分古典作品也可以借閱了。許多禁書也被民間悄悄從藏匿的地方取出來，地下流傳著。我的青年時代，是在秘密閱讀禁書中度過的。我讀了大量俄羅斯、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文學作品，但地下流傳的書中，詩很少。我只看過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歌和《草葉集》。

有一天，我騎著破單車經過我家附近的華山西路，在一家老照相館門口遇到一個神色慌張的中年男子，有兩三個人圍著他。他手里晃著一本黃殼子的小書。我眼睛一亮，立即飛身下車，推著轉回去，支起腳架，就湊上去。他手里拿著一本書，吞吞吐吐地表示要賣，不時朝兩頭張望。

已經有人還過價，嫌貴。我一看就知道他賣的肯定是禁書，我要看，他遲疑著遞給我，還捏著一半不放手。我知道他是擔心我不買書，卻要告發。那時候告發、告密、出賣非常普遍，是一種國家鼓勵的光榮行為。他做這事情膽大包天，自由買賣任何東西都是禁止的，而他賣的還是禁書。那時候什麽事情都可以告密，例如你為什麽最近幾天總是在窗子前張望，就有人去密告，告密可以得到組織的信任，重用，前途無量。

我說，先看看嘛，我又不認識你！他稍稍放心，放開手。由於多年禁書，我已經練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任它什麽文字我瞟一眼就知道了。那時讀書是地下活動，朋友借一本禁書給你，你得在兩三天內秘密讀完，趕緊歸還。禁書是什麽？就是《紅樓夢》《覆活》《浮士德》《志摩的詩》……我靠！里面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外面卻包著寫上《物理》兩字的牛皮紙書殼。我有過五天讀完四卷本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錄，還包括摘錄格言一本以及吃飯睡覺上班。我接過書飛快翻看，書很薄，只有60多頁，黃色封面，書名《飛鳥集》，是一個叫泰戈爾的人寫的。

我不知道誰是泰戈爾，書頁里面已經畫了許多紅杠，“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陽而流淚，那麽你也將失去群星了。”“海水呀，你說的是什麽？是永恒的疑問。天空呀，你回答的話是什麽？是永恒的沈默。”我血肉橫飛！在當時那樣的漢語環境中，讀到這樣的詩句真叫人血肉橫飛，黃金在紙上舞蹈！以如聞天籟之類來形容太軟弱了。附近的漢語是什麽，轉過街口就貼著幾張批判我父親的大字報，“揪出國民黨特務某某某”。我父親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期間，與一些同學組織過一個社團，叫做駱駝社，那就是特務，他因此被流放。

《飛鳥集》，定價1角5分，他要賣三元人民幣，翻了20倍！而那時候我一月的工資才15元，我毫不猶豫買下。這是我自買書以來，買過的最貴的書。我將書揣到懷里騎上單車就跑，怕那人後悔。那書上全是美妙絕侖的反動言論，我自己看完，立即給工廠的好朋友秘密傳閱，大家都喜歡得要命。都想一看再看，就決定覆印，買來蠟紙，分頭刻蠟版。當時有個朋友的戀人小萍在廠里的辦公室當打字員，就把刻好的蠟紙交給她，用公家的紙和油印機印了十一本。

五個人，我、福源、建輝、湯平、崇明每人兩本，多印一本給小萍，印完立即燒毀了蠟版。我還記得那個夜晚，我們一邊在臉盆里點火燒著蠟紙，一邊聞著泰戈爾詩集散發出來的油墨香味，青春的臉被火光映紅，仿佛請來了神靈。戀愛就是犧牲，做什麽都不在乎，那小女子幹這件事，可以說是冒著殺身之禍。多年後我們說起來，很是自責，太不負責任了，當時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的後果。那是美麗無比的詩集，詩總是使人忘記現實的殘酷。當我21歲的時候，泰戈爾來了，他是最適合這個年紀閱讀的詩人。他用神性的聲音讚美自然、人生、愛情。萬物有靈，那正是雲南高原給我的心靈經驗。雲南是一片原始淳樸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著眾神，河流高山森林百獸都是神的化身，雲南大地上有三萬個神靈，就是文革時代高音喇叭的喧囂也不能將它們驅除，它們已經隱匿在我年輕的心中，我已經在滇池水濱遇到過它們。直到我讀到泰戈爾的詩，它們才在我的心靈中出場顯身。泰戈爾是諸神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