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蕁麻菜湯》寫於1999年，梁氏從柏林的一道菜肴帶出了德國人的創傷記憶——是火燒一般的葉子/曾經灼傷采摘的手掌/是我們戰時的貧窮/煮成今日的從容/是親人的顛沛流離/煮成懷舊湯羹的家常/是我們山邊的針葉/煮成今日的甜美//是切膚的傷痛/煮成今日的遺忘/是巨大臃腫的理想/煮成粉飾的芥末/是失愛的苦惱/煮成淡漠的微笑/是狂暴的自棄/煮成瘦弱的希望//是我黃竹的鄉下/是你樸素的衣裳/是我們父母的憂患/是我們兒女的將來/細碎也真細碎/完整也未嘗不完整/解我們百年的愁/解我們千載的渴//仍有戰火在蔓延/仍有誰的姊妹被殺戮/仍有人活在貧窮中/仍有人失去她的至愛/頹垣廢壁的磚石/上面有難忍的印記/我們可把一切磨成粉末/煮成一鍋鮮綠的濃湯？

蕁麻乃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歡山坡、路旁或宅旁的溫濕環境，莖葉上的蜇毛有毒，人一旦碰觸之，即引起皮膚刺疼、瘙癢、燒傷、紅腫等後果。蕁麻除了經濟價值和藥用價值外，又因富含蛋白質、粗纖維、胡蘿卜素、維生素C，具有可觀的膳食營養，可加工成各種菜肴，在歐洲國家有廣闊市場。 蕁麻菜湯在柏林頗為流行，起源於二戰期間，在這首詩中是核心意象，詩人從近距離觀察蕁麻菜湯，從長時段思考德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詩的第一、二節出現兩組對比，涉及三個歷史階段的生活世界。在第一節，是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的對比：一端是往昔生活的貧窮無望、顛沛流離，另一端是如今的從容、甜美、懷舊的居家生活。

在第二節，是冷戰年代與後冷戰年代的對比：前者是社會主義國家東德的烏托邦理想，造成民眾的切膚的傷痛、失愛的苦惱、狂暴的自棄；後者是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的十年後，國人對歷史創傷的逐漸遺忘，過著平淡自由的日常生活，對於不可知的未來懷著微弱的希望。梁氏以“巨大臃腫的理想”對比“粉飾的芥末”，有多重反諷寓意：這是政治意識形態與日常生活的對照，暗示前者的脆弱如同渺小的芥末，更隱喻前者的“灰飛煙滅”的下場。阿巴斯以《木瓜》為例，說明梁詩讓“物”直接說話而無須扭曲語言，制造大量的歷史反諷(historical irony)。

實際上，《蕁麻菜湯》亦可作如是觀。這首詩再次流露出梁氏的頑強看法：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雖然臃腫龐大，但是，它短暫脆弱、不可依靠，比不上“民生的智慧”來得長久堅固。這首詩的第三節轉換了視角，從倫常日用的角度敘寫蕁麻與人類的情感欲望、生活世界的關系。由蕁麻葉做成的菜湯是貧苦人家的食物，喚起“我”在香港黃竹坑的童年記憶（“黃竹的鄉下”）；蕁麻莖桿中的纖維可以做成粗糙的布匹（“樸素的衣裳”），支撐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細碎的衣食需求，帶出了父母的望子成龍的心態，以及對家庭團圓的憧憬，這正是華人社會千百年來的期待。詩的最後一節，由個人所處的和平年代和安穩生活，想到世上仍然有人生活在戰爭、貧困、親情撕裂的陰影中，無法享有蕁麻菜湯這種基本的物質生活。

因此，抒情自我發出人道主義的質詢：人們可否把各種痛苦不幸磨成粉末，煮成一鍋鮮綠的濃湯，撫慰破碎的身心，瞻望幸福的願景？阿帕杜萊從文化視野思索“物的社會生命”，在地毯、布匹等物質文化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中揭示物的文化傳記和價值政治。 這首詩從蕁麻菜湯入手，抒寫身世遭遇和文化政治，詩人的思緒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自由穿梭，從戰爭到和平，從冷戰到後冷戰，由個人記憶到族群命運，由日常生活到家國政治，由歐洲歷史到華人世界，由物質屬性到情感欲望，虛實交錯，具體而微，實實在在地寫出了“歷史的分量”。

對於“民生智慧”的竭力讚美，不無庸俗的氣味，也構成了梁氏的食饌詩學的一大亮點。這方面的代表作還有《在峰景酒店》。 在澳門回歸前的峯景酒店，詩人回顧個人記憶，留戀眼前的美景和食物，擔心這一切不久就會消逝於無形了。詩歌穿揷了澳門當地年長者的懷舊情緒，以及太平洋戰爭的歷史記憶，但是，沈重的歷史抵不過好萊塢的災難片。

詩人感嘆：政權輪替，翻雲覆雨，世界如戲台，誰才是這出戲的真正主角？“我們”（香港人和澳門人）老是在歷史場景里充當臨時演員，這片土地經常變換它的主人。詩人發現，盡管殖民地上的風雲變幻，但是“民生的智慧總不會輕易消失”，百姓的日常生活總會繼續進行，“巴西的紅豆煮肉、莫三鼻給的椰汁墨魚/到頭來還是它們留下來，伴著桌上/一種從甘蔗調制成的飲品”。

這里流露出對王朝興衰、國家治亂的厭倦情緒，一種個人主義生活趣味的耽溺，一種“去政治化”的寫作姿態——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唯美的傑作、頹廢的情調、市民的趣味呢？梁秉鈞對於革命政治、社會主義的消極態度，他的淡漠超然的家國觀念，深刻投射出於他身處殖民地香港之歷史情境中所形成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一位香港學者分析過這種文化心態之歷史成因——

我們的集體記憶所指的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講的“想象社群”，其歷史文化的功效在於，從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五年期間，為殖民地人民提供了一個有全面機制的想象空間，讓他們建構一種真正家園的感覺。香港人這種錯置的（想象的）認同過程，乃扎根於五零年代過渡期以來不斷翻新而多番錯置的歷史環境。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想象便這樣地在跌撞中給建構成否定“國家性”為文化政治生活主體的合法價值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