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西莫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題目由本平臺編者所取）

在我的心目中，瑞典始終是每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第二祖國，接受這項獎金意味著接受現代文明獨一無二的、光輝的榮譽。瑞典，誠然是僅僅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別的國家能夠成功地倡立和推行，這樣一項堪稱具有廣泛意義的典範和蘊含著如此巨大的精神的、實際的力量的獎金。

諾貝爾獎是很難獲得的，它激發著各個國家的各種政治力量的熱情，作家、詩人和哲學家從它身上發現自己的存在和力量的象征。野蠻用殺人兇器和混亂的思想武裝自己，然而，文化仍然有能力粉碎它的每一次進攻。

現在，我置身於北方悠久的文明的代表者之中，這一文明在它艱難曲折的歷史進程中，是同為爭取人類自由而獻身的仁人志士們並肩戰鬥的；這一文明哺育了賦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國王和王后，哺育了偉大的詩人和作家。

這些偉大的古代和當代詩人，雖然反映的是他們情感世界中的急流湍灘；是令他們惴惴不安的各種問題，但他們今天己廣為意大利人所熟知。這些詩人植根於斯堪的那維亞民族富於寓意的、神話般的土壤，他們的名字雖然於我是很難正確發音的，但卻是那麽音韻鏗鏘，如今這些名字已深深銘記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他們的詩章向我們抒發的聲音，比那些已經衰敗的或者墮落在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塵埃里的文明所發出的聲音，遠為堅定、明確。

我的演說不是贊美詞，也無意用巧妙的方式逢迎主人，而只是對歐洲的精神特性發表評論。我以為，瑞典和瑞典人民，以他們正確的選擇，始終不渝地向世界文化發起挑戰，始終不渝地致力於變革世界文化。

我曾經說過，詩人和作家以變革世界為己任。人們或許會認為，這個觀點只在一定條件下才成為真理，甚至會斷言它是傲慢的推理。然而，只要看一看詩人在他所生活的社會里和在其他地區所激發的巨大反響，人們對這個觀點所持的驚慌不安或心悅誠服的態度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正如諸位所知，詩歌誕生於孤獨，並從孤獨出發，向各個方向輻射；從獨白趨向社會性，而又不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的附庸。詩歌，即便是抒情詩，都始終是一種“談話”。聽眾，可以是詩人肉體的或超驗的內心，也可以是一個人，或者是千萬個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歸於封閉圈一樣的自我，只是借助於疊韻法或者音符的、隨心所欲的遊戲來重復那些，在業已退色的歷史年代里他人早已製造的神話。（呂同六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