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者不該總是居高臨下，必須學會反躬自省。如此重思想、善學習、能反省的演說者，在清末民初，並非全然沒有；只是以往我們過於強調對下層百姓的“口頭啟蒙”，而忽略了演說可能存在別的面相。比如，談及演說，我們更多關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漠視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福澤諭吉所設想的“演說”如何有利於學問的形成與展開，在晚清以及當世，便都很少被提及。…

內容提要：“有聲的中國”是相對於“無聲的中國”而言，不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演進的新路徑。本文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文章（包括述學文體）的變革。 …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有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申報》的摘要本、張冥飛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話本。這里真正需要認真比較的，是張、曹二本。張書錯漏百出，亂加按語，封面上還赫然寫著“長沙張冥飛、浙江嚴伯梁批注”，難怪章先生極為憤怒1：Ⅸ。至於年僅21歲的曹聚仁，其記錄整理本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賞識，曹的解釋是：第一，“章師的余杭話，實在不容易懂”，只有“對於他的方言並不感到困難的人”，才沒有理解的障礙；第二，在杭州一師念書時，曹已經讀過《國故論衡》和《檢論》，熟悉章太炎的學術思路，“又從單不庵師那里知道足夠的關於今古文家爭執知識”，因此，記錄稿才可能“沒有錯過一句話，一個人名，一個地名”1：Ⅹ。…

1902年的《大公報》上，刊有《說演說》一文，稱今日開瀹民智最有效之三物，分別為譯書、刊報和演說，而後者“惟先覺之士能見之而流俗不暇察也”。若論上下溝通之便捷，“死文字斷不及生語言”，這也是“後起愛國之賢不可不講演說之術”的原因。至於作者堅稱“必有一律通行語言以為演說之器用”⑨，正與蔡元培“令習國語”的思路相通。只要記得章太炎在北大講演，“因學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語，所以特由錢玄同為翻譯”；以及梁啟超特別得意於因夫人指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於全國”⑩，就能明白晚清提倡“演說”者，為何特別在意各地方言的限制。…

文接上一篇：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6）

本講演並無底稿。在講述時，托王煜同學筆錄。口講與自己撰文不同，而筆錄與講述之間亦不能說無距離。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許比較嚴整而詳盡。但有這個時間限制的機會，也可以逼迫我作一個疏略而扼要的陳述。這也自有其好處。而王君的記錄也自有其筆致。換一枝筆來表達，也自有其新鮮處。順其筆致而加以修改，也覺得與我的原意並不太差。緊嚴有緊嚴的好處，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是在讀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自從人猿相揖別,人類大約已經有200多萬年的進化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文化發展的歷史。在自然界基礎上,人類創造出了一個文化世界,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與發展。特別是在有了文字之後,人類文化的境界和功能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此之後,人類不僅能夠創造各種物質形態的文化物品,而且也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各種思想、價值、理論和信仰。因此,在人類社會中,原來大自然盲目的自然進化就轉變成為越來越自覺的文化發展。人類社會越是發展,文化的作用也就越是顯著。…

要做好文化傳承創新，就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要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掌握前人積累的文化成果”，這樣我們才有作為文化傳承創新可能性的起點。中國的文化發展只能從中國本身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背景出發，這是我們進行文化傳承創新的絕對起點，也是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傳統”存在的根據。我們不能硬搬別人的文化，因為別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傳統；我們只能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現實，學習、借鑒別人的文化經驗，進而推動文化的創新。…

說什麼？

 說什麼內容很有講究。有人認為既然自說自話不行，那就應該說別人感興趣和能聽懂的。可問題是，說的內容如果遷就和屈從別人的話語環境，自己的話語權可能還是提高不上去。最高明的話語生產，是培育發展別人的口味和聽眾市場，而不是一味屈從別人的接受環境。用一句話說，就是從“他要吃什麼”變成“我給他吃什麼”。比如，大學校長和學生套近乎，談時尚談動漫講流行語，看似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但是實際上學生不一定尊重你這個校長。這不是樹立權威，這是在自廢權威。在對外文化傳播中，我們拍中國的同性戀、拍中國的小腳、拍“文革”，這種電影很容易滿足人家口味，搞不好還能抱個獎回來風光一下，但是這提高了自己的話語權嗎，擴大了自己文化的影響力了嗎？沒有！…

中國的話語在國際上如何做到有影響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一個熱門話題。這個話題的背景，多少與目前我們在話語生產和話語權上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關。比如，我們自己說的東西，在國際社會到底有多少聽眾，能傳播多遠多深？我們說的內容別人在乎嗎，或者我們能提供別人感興趣的內容嗎？我們言說的對象清晰明確嗎？如果別人不在乎，為什麼？我們如何扭轉話語生產上的不平衡地位？這些問題對政府和民間而言，不僅在對外傳播和公共外交中很重要，而且，在面對國內聽眾以何種方式傳播政府公共政策時，也非常關鍵。…

       怎樣理解當今時代文化發展的新要求、新趨勢、新期待？為什麽說現在到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怎樣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文化是民族血脈中生生不息地流淌著的血液，始終是民族生存繁衍和國家繁榮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源。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學習、領會和掌握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這一指導性文件，落實全會關於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各項舉措，對於我國整個現代化大局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指導和部署文化體制改革，是這次全會的一個亮點。應該講，現在是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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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改革，是為了努力把我國從一個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建設成文化強國

　　

　　今天，我們提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在中國和平崛起於世界的大背景之下作出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我們講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好，講文化體制改革也好，講開創文化建設新局面也好，都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國內的文化建設問題，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在世界範圍的綜合國力競爭中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把我國從一個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舊邦新命”，前面兩個字應該是用不到多解釋了。我們中國，是個舊邦。當然，所謂舊，就是說她歷史悠久。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紀，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盡管世界上有些國家的歷史比我們長得多，如埃及、巴比倫。但是，我們從夏、商、周開始到現在，歷史基本上是延續的。現在阿拉伯文化，從人到文化，到觀念，完全都改變掉了，而且今天埃及也不能說把古埃及歷史傳下來。中國可以說是文明古國當中唯一一個從古到今一以貫之，基本延續的國家。…

文化的蓬勃，從來不是一時所為，不是公眾制造出來的。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化制造大國，不能以為我們正在實現“大國文化崛起”，其實我們如今還是很沒文化。回顧2006年文化的度過，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進，我們期待文化的挺拔勃興。 

一、狹義的“惡搞”是一種“反文化”、“負文化” 

2006年倏忽間就過去了，朋友在一本新書序言里的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幾個人惡搞了一把，一年就過去了。”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惡搞”，漸入高潮。…

今天夜裏,人類將試圖擊破夸克。

這個壯舉將在位於羅布泊的東方核子中心完成。核子中心看上去只是沙漠中一群優雅的白色建築,巨大的加速器建在沙漠地下深處的遂道中,加速器的周長有150公裏。在附近專門建了一座100萬千瓦的核電廠為加速器供電,但要完成今天的試驗還遠遠不夠,只能從西北電網臨時調來電力。今天,加速器將把粒子加速到10的20次方吉電子伏特,這是宇宙大爆炸開始時的能量,是萬物創生時的能量,在這難以想象的能量下,目前已知的物質最小單位夸克將被撞碎,人類將窺見物質世界最深層的秘密。…

另外一個政策就是重文輕武的政策，水滸傳中武將參加叛亂特別多，108將，武管占40、50%，重文輕武的政策，我在《遊民文化》舉了很多的例子，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特別是下級的武官，清風寨，還在縣之下，找了一個劉高那麼一個人小人管著他，被社會的政策排擠成為邊緣。…

在同一天的報紙上，刊出父親強暴親生女兒，兒子手刃親娘，並勒死父親的新聞，真是進入了孔子所說“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當前科技知識，一日千里，經濟財富，不虞匱乏，唯獨在人情上愈來愈粗醜野蠻，現代人果真將淪為科技怪獸、經濟動物了？

中國文化中最傲視寰宇的應該是“人情學”，中國一向主張“五倫之外無道”，道就在五倫人情之中，而人情練達，便是最好的文章。因此我在想；當今最需要重振社會頹風的一本書，不是科學技術，不是經濟管理，而是依據中國文化，編寫一本《人情學》，科技經濟是日有改變的，而人情則是天下古今永恒不易的。

《人情學》的取材，可以諺語、格言、清言以及古今詩句來纂成，其中以“詩句”尤為我所鐘愛，因為詩句裏有圓熟的智慧、有深濃的感情，是從生活歷練下開發出來有血有肉的文字，隨手舉幾條來領會一下吧：…

“好收藏者必竊”這句清代流傳的話，乍聞之下，令人一怔，再看還是有點懷疑，仔細想想，雖嫌它“以偏概全”，也承認它不無道理。

想起先父曾向我說起，當年他在導準工程時，和一位精於收藏古玩的朋友在一起，忽然發現一家貧民的茅籬旁，散放著一具河裏挖起來的方鼎，正作香爐用，這位朋友用手指勾進爐灰裏，指尖上感覺內側有文字，心裏有數，這是一件寶器，立刻將鼎卷入懷中。先父見他手法敏捷，忍不住向他建議：“何不出幾個錢把它買下來？”朋友道：“你一出價，主人就知道是值錢的東西，一定不肯賣了。”…

圓錐體的尖端與物質的接點是最收縮的現時，而圓錐體自身包含了無數的帄陎，每一個帄陎收縮或膨脹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彼此之間有差異，然而這些帄陎或層次都包含了整個過去。每一次刺激與反應的間隙(interval)中，被重複召喚的總是這整個過去；這也是柏格森說的當我們在尋找特定的回憶時，總需一躍進入我們的整個過去，才能實化我們所搜尋的目標回憶，構成現時心理意識。在此綿延的連續性有了新的陎相，其連續是建立在這種更深刻的所有過去共存於虛在中的基礎上。最後，我們的整個過去顯然必須先於任一現時存在以作為其逝去的基礎，所以回憶的運動，並非從現時到過去或從感知到回憶，而是從過去到現在或說從回憶到感知，這尌是純粹過去的概念(Bergsonism 37-63；Difference 81-3)。…

福爾曼．施隆多夫

早年在巴黎攻讀政治學，然後進入巴黎高等電影學院學習電影制作。他曾做過馬勒、雷乃和梅爾維爾的副導演，也是從短片開始創作生涯的。1966年，他的處女作《青年特爾勒斯》‘‘預示了新德國電影的覺醒”，影片編劇是他後來的妻子和主要合夥人特洛塔。 …

亞力山大·克魯格也是先驅人物之一。他出生於1932年，曾做過法學家、律師、作家等，他導演了代表作品《向昨天告別》(1966年)。影片表現了一個從民主德國來到聯邦德國的妨娘阿尼塔·G的艱難生活，她處處受到人的打擊，被人踐踏利用。影片劇情大幅度跳躍，采用了不少紀錄手法和漫畫式的表演。“影片之所以產生好的效果，不僅由於影片的敘事手法，還由於影片對主要人物命運的同情，對社會的批判，發人深思的諷刺和它特定的內容”。這部展現‘‘冷漠、落後、家長式作風，當權者的變態心理”的影片曾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銀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