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是普遍和包羅萬象的生活符號。語言、習俗、宗教、藝術、哲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非物質品反映“一定時期中為(人類)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的生存樣式，因而具有自在的身份屬性，即“最精深微妙且最具個性”的民族特征，其對外傳導的方式更多地展現於自主的“無意識”的敘事，進而收到“隱形”的成效。(75)與此同時，文化可以通過具體的物質載體流通於市，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條件下，文化輸出可集政策性、商品性和便利性等多重功利於一身，因而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有機部分。…

精神層面文化的表現形式不限於文學、藝術、影視、展覽等，也在工藝設計、建築和園藝、技術發明、學術研究、各類傳媒甚至網絡遊戲中得以體現。因此，文化外交應將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景觀、文化遺產、城市文明、品牌文化、大眾創新成果等作為基礎性資源，與對外學術交流形成有機結合，因而更具時代感和代表性，更直接地回應外部受眾的不同關切。這就需要文化外交主管部門轉變傳統觀念和工作方式，改進服務意識，主動向各類文化資源領域伸出觸角，及時獲取需求信息，從而構建跨部門、跨層級、跨行業、跨區域、跨群體的新型合作網絡。…

在20世紀80年代迄今的30多年中，文化外交隨國家整體對外關系的快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首先體現在文化外交覆蓋面得到極大的拓展，至2009年中國已同145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近800個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上千個境外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其次，由於政府間主體外交的支持，文化外交的規模、規格和容量顯著提升。21世紀以來，中國與法、英、德、意、西、俄、日等國先後合作舉辦大型“文化年”、“文化節”等專題活動；再次，通過開展雙邊、多邊、地區間和國際間的外交合作，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多邊文化事務中地位和話語權；(35)最後，中國文化產業完成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並開始產生“外溢”，有望為文化外交提供堅實的市場資源和經濟支撐。2016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最新報告稱，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文化產品出口國，出口貿易總值達61億美元。(36)…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文化的起源是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發生主觀意識，並給自然界賦予個性印記的結果。人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⑧隨著物質活動由低級向高級演化，人類社會分工、組織方式、制度形態也不斷遞進，而國家的出現則標志著世界進入文明社會的歷史階段。奴隸制國家的誕生不僅帶來了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還促進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物質生產與精神文化生產的進一步分工。恩格斯說，“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奴隸制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⑨…

內容提要：伴隨中國向全球大國成長的“煩惱”之一是中外之間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對稱。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於文化觀念的差異所造成的。同時，也與中國自身的文化現代化水平和文化外交能力相對滯後有關。無論是參與未來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變革，還是全面實現民族覆興的歷史使命，都要求中國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生動力，從思想創新、體制改革、能力建設、產業扶持和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補齊文化外交的“短板”。就未來中美關系而言，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地改進文化影響力，不能創設與經濟趕超戰略等量齊觀的對外文化戰略及精良的運行機制，那麽無論合作願望多麽強烈，也難以使美國確信“合作”將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唯一價值取向。本文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對當代文化外交的內在機理和發展規律加以總結，對中國文化外交存在的“短板”做出剖析，力圖推動建立一個跨層次的研究框架用以解釋文化外交，豐富文化外交理論，推進中國與世界文化融合，保障對外戰略的平穩、可持續實施。…

盧蘭突然擡起身子，嘴一口咬著我的手，咬得很重。她從牙縫裏擠出話來，張釘你不能睡，我不能死，我明天是你的新娘。盧蘭的嘴緊緊吸在我的手上，像一只水蛭。我血管裏靜止的血液找到了突破的口子，它們上上下下歡騰地流竄。

我的手開始暖起來，腳板開始熱起來，肌肉開始松軟。我直起身，我的腿很輕，步子邁得很大。我抱著我心愛的女人沖向夜色裏。（《小說選刊》第七期，第21頁）…

在當今中國文壇上，《小說選刊》算是純文學最後的幾面旗幟之一，在風雨飄搖中給文學招魂。在沒有號角的年代，旗幟只能以其無聲的沈著隨風起舞，雖無熱烈的絢麗，也不無末路的悲壯。讀讀《小說選刊》，也就不難看到當代文學在“純文學”這個方陣中的形勢。

“純文學”這個概念在這樣的圖書市場風雲變幻的年代，也顯得怪模怪樣。沒有人不認為這個昔日貴族階級，已經窮困潦倒，但這種觀點顯然暴露了急功近利的態度。我堅持認為，圖書市場再怎麼樣向著消費主義發展，所有被歸結在文學名下的作品，都不可能脫離文學性，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與文學性發生關聯，從而可以被識別為或被指認為文學作品。這就使“純文學”的存在具有了永久性的根基。也就是說，總是有——不管它局限於多麼有限的範圍，它的存在就是所有文學作品的根基。根基當然是最不輝煌，最不耀眼的部分，但是其他消費性的文學作品都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從這個根基中汲取養料。…

正是設定了“存在”作為一個超越性的範疇包裹了任何事物，語言和思想的範疇才可能交換，“存在”這個本身無所指的概念，卻可以指明各種各樣的存在物。“存在”這個設定的所有範疇的前提，這個範疇的範疇，這個超越性的範疇，它本身是缺席的或“不在”〔 absence〕，是一個無。

詞匯的歷史就是詞的意義生成的歷史，追究“存在”的問題，正如海德格爾所問的那樣，是追問存在的意義問題。，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和《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對此作了詳盡的分析。海德格爾考察詞源學的研究表明，“存在”〔 being〕的意義來自對三個不同的詞幹加以侵吞、抽象、抹去而構成的。 “存在”一旦獲得動名詞的詞匯功能就侵吞了詞幹的意義，它具有抽象的功能，它把原有的意義抹去，它的真實存在固定了這種抹去〔effacement〕，它成為某種不確定事物的名稱。混合與抹去足以使其取而代之成為另一個確實的真詞。既然“存在”〔…

海德格爾的革命性表現在他強調存在者與存在的差異，但是有幾個相關的重要規定制約著他的這一重要命題：第一，這種差異性是本體論的，不是在邏輯層面上發生的；正因此，第二，海德格爾又要尋求最初的存在者如何以在場的形式表達了居於存在之無蔽的狀態，存在者存在著，屹立著，直立著，它顯現，它在場，它與存在於本體論上的“寓居”，在澄明—無蔽的狀態中顯示了存在。它們在本體論意義上具有同一性，但又保持著差異性。海德格爾似乎在經歷著存在者/差異——存在/同一——存在者，存在/差異……這樣一種本體論建構過程。…

從法國哲學會所總結的內容來看，當代法國哲學所開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環繞著：（一）人與自然的關系；（二）人的思想心靈的內在邏輯；（三）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創造以及倫理道德行動；（四）宗教與科學的問題。這些論題，大致與西方各國哲學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論探討主題相符合。

 具體地說，當代西方哲學家們主要關懷(1)人文主義的重建；(2)語言與符號及其與當代知識的關系；(3)社會正義與自由平等的關系；(4)科學技術與自然、社會的關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學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7)日常生活與哲學的生活化。…

哲學發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鍵哲學家；（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容及其結果；（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多次重復、回歸、退後、迂回、旋轉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性的特征，又展現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性的特殊軌跡。…

一 生存美學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福柯的生存美學(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是他長期進行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la généalogie du pouvoir et de la 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結晶，同時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頭和批判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生存美學古代版本的基礎上，為了徹底擺脫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根據現代生活條件而創造性地設計出來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 nouvelle manière de vivre)。…

四 生存美學是永恒逾越的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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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福柯對傳統主體論的系譜學批判，是他建構生存美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正如福柯所說﹕實際上，“唯有首先通過將主體自身的存在納入真理遊戲之中的代價，真理才有可能被賦予主體自身”(la vérité n’est donnée au sujet qu’à un prix qui met en jeu l’être même du sujet)(Foucault, 2001: 17)。所以，福柯明確地指出：“我的問題，始終都是關於主體與真理的關系﹔也就是說，主體究竟是如何進入某種真理遊戲之中” (Foucault, 1994 : IV, 717)。為此，福柯在1980至1981年度的法蘭西學院課程大綱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步入真理的門檻’(l’accès à la vérité)，對當代西方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連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義，都是由此決定的(Foucault, 2001: 504)。…

孔子學院的設立和創辦顯然是中國在文化外交領域的重大突破，對於整體外交格局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相對來說，無論是傳統的教育外事工作，還是一般的文化外聯，都沒有上升到這樣的層次。從一開始，孔子學院就以一種強勢姿態進入國際舞台，這既表現在國際媒體的強烈追捧上，也表現在孔子學院飛速展開的全球布局上，其成績應當充分肯定。

就世界發展的進程來看，學術（科學）中心的變化乃是一個具有樞紐型意義的現象。近代以來，其變遷國家主要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實際上，這樣一種科學中心的變化，也意味著文化中心的變化。雖然語言不是必然的因素，但文化中心的變化，實際上也意味著國際語言推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