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是普遍和包羅萬象的生活符號。語言、習俗、宗教、藝術、哲學、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非物質品反映“一定時期中為(人類)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的生存樣式，因而具有自在的身份屬性，即“最精深微妙且最具個性”的民族特征，其對外傳導的方式更多地展現於自主的“無意識”的敘事，進而收到“隱形”的成效。(75)與此同時，文化可以通過具體的物質載體流通於市，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條件下，文化輸出可集政策性、商品性和便利性等多重功利於一身，因而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有機部分。

 (二)文化是包括外交在內所有治國之術(statecraft)的思想基礎。“那些在每個社會中握有政治權力的人易受社會文化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與態度將有許多文化根源。在每個民族國家中，統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種文化背景中發生的”。(76)理解一國的對外戰略，必須深入了解其文化的道德內核。盡管這是一個長期、覆雜和需要全面介入的系統工程；改進他方的認知、尊重及至接納程度，除了其他權宜之計，最根本的還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先進性、開放性和融合度，從而達到基於自身繁榮興盛的文化安全及對外吸引力，這也是新興大國向全球強國躍升所應具備的關鍵前提。

 (三)文化外交除了依托於物質形態或非物質形態的文化資源，還必須體現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對外戰略意識。文化外交強國不僅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條件，更要具備先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資源的整合能力。無論是各類傳統工具，還是文化產業及其創新產品，其服務於文化外交的潛能只是客觀存在，而能否有效地服務於整體的國家利益和外交目標，則取決於決策當局的觀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也取決於在此之下各行為主體得到充分調動和有序組織。總之，文化外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弱與高下。

 (四)文化決定政治，又服從和服務於政治。文化外交是爭取民意的一項長期工作，而政治則需要及時把握民情民意，爭取政治資源。因此，當代文化外交在內必須順應民眾對外交流溝通的需求，利用民眾和市場的力量，在外則必須淡化政治色彩，以藝術性、生活性、娛樂性、便利性的優勢貼近民眾、深入人心。總之，文化外交的成敗不僅在於強烈的政治意志，也系於具體工具和策略的與時俱進，運籌得當。

 (五)文化終究是演進不止的，因此文化的改造和應用也總是處於“進行時態”。毛澤東說，“人類總是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觀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觀點，都是錯誤的”。(77)文化外交從來都是在內生和外壓雙重動力作用下產生的。在今天全球多元文化相互交織，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的背景下，各國文化力量和文化關系不平衡、非對稱的狀態或將由新興國家的崛起而帶來的歷史性改觀。其中，中國能否明智地把握中外文化上互聯、互動、互塑的大勢，有效地回應乃至化解相關擔心和疑慮，進而塑造對自身發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已經成為近期對外關系需要破解的最大難題。長遠而言，中國能否不懈地改進自身文化品質，具備令其他國家仰慕、效仿的制度、思想和社會生活範式，並成功地將其轉化為對外輸出的公共產品，則必將決定民族覆興夢想的實現乃至影響世界的未來。

本文寫作過程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存海、博士後鄭猛在內容和資料方面的寶貴幫助，特此致謝。作者對文中觀點自負責任。

 ②[加拿大]謝弗：《從文化觀點看新的世界體系》，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7年第12期，第14頁。

 ②秦亞青：《文化、文明與世界政治：不斷深化的研究議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1期，第4～15頁；趙景芳：《冷戰後國際關系中文化因素研究：興起、嬗變及原因探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2期，第39～40頁。

 ③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163頁。

 ④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ultural Diplomacy,U.S.Department of State,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Washington,D.C.,September,2005)；範勇鵬：《論文化外交》，載《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27頁。

 ⑤U.S.Department of State,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p.1.

 ⑥《王毅：中國內地公民出境增長10%左右達1.2億人次》，《央廣網》2016年3月8日，參見網頁：http://news.china.com/20161h/news/11176754/20160308/21761847.html。

 ⑦[美]克萊德•克魯克洪等：《文化與個人》(高佳、何紅、何維淩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17、31、41～43頁；[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3、259～261、297～299頁；孫美堂、杜中臣：《文化即“人化”》，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第35～37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頁。

 ⑩許序雅主編：《世界文明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20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頁。

 (13)Martha Finnemore,"Constructiing Norms of Humanitan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eking University 2008),p.172.

 (14)彭姝祎：《試論法國的文化外交》，《歐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7～122頁。

 (15)彭姝祎：《試論法國的文化外交》。

 (16)英國外交部對外文化關系司負責文化外交的政策制定、對外文化協議簽署和對外文化交流項目撥款，指導駐外使領館文化教育處工作以及協調與英國文化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系；英國文化委員會則通過英語教學、發送外語期刊、提供相關信息咨詢、發放官方獎學金、實施文化援助等形式，扮演文化外交主要執行者的角色等。

 (17)李德芳：《英國文化外交的世界影響力》，載2012年第4期，第59～62頁。

 (18)Joseph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A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776-2000(New York:Routlege,2005),pp.94～96.

 (19)參見[美]傑裏爾•羅賽蒂：《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周啟朋、傅耀祖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英]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楊友孫：《美國文化外交及其在波蘭的運用》，載《世界歷史》2006年第4期，第51～59頁。

 (20)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ultural Diplomacy,Cultural Diplomacy: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p.4.

 (21)Mohan J.Dutta-Bergman,"U.S.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A Cr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Vol.30(2006),No.2,pp.102～124; Sofia Kitsou,"The Power of Culture in Diplomacy:The Case of U.S.Cultural Diplomacy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Vol.2(2013),pp.21～39；胡文濤：《美國文化外交的覆興》，載《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期，第12～16頁。

 (22)孫成昊：《美國亞太“再平衡”的三個軟實力註腳》，載《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16日，第11版。

 (23)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24)張歷歷：《外交決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9頁。

 (25)王緝思：《美國外交思想傳統與對華政策》，載《美國研究參考資料》1989年第3期，第1頁。

 (26)陳樂民、周榮耀：《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頁；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5頁；周力：《俄羅斯文化的基本精神與外交》，《俄羅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71～83頁；劉亞娜：《從文化角度看當代日本外交》，《東北亞論壇》2003年第5期，第86～90頁。

 (27)秦亞青主編：《觀念、制度與政策：歐盟軟權力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l～21頁。

 (28)黃興華：《試析“韓流”與韓國對華文化外交》，載《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冬季號，第99頁。

 (29)吳非、胡逢瑛：《俄羅斯的公共外交與文化軟實力戰略》，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12月(下)，第44～52頁。

 (3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28年中，兩國之間宗教、文化、藝術、體育交往不僅未曾中斷，而且在中共中央制定的中以民促官，逐步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方針指導下，為對發展與日本人民友好關系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參見張香山：《中日關系管窺與見證》，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7頁；島田政雄、田家農：《戰後日中關系50年(1945-1994)》(田家農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34、195～199頁。

 (31)李河：《中國對外文化戰略的布局與挑戰》，載《領導參閱》2016年第4期，第19～20頁。

 (32)Hillary R.Clinton,"The Art of Smart Power," U.S.Department of State,July 18,2012,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7/195193.htm；史曉帆：《法國學者：“阿拉伯之春”，被操縱的革命》，《環球網》2012年12月30日，參見網頁：http://opinion.huanqiu.com/dialogue/2012-12/3398746.html。

 (33)黃志良：《新大陸的再發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2頁。

 (34)韓鑫：《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文化對外交往的成就與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2014年11月6日，參見網頁：http://www.hprc.org.cn/gsyj/yjjg/zggsyjxh_l/gsnhlw_l/d11jgsxsnhlw/2...；張殿軍：《當代中國文化外交戰略的歷史嬗變》，原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參見網頁：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184。

 (35)蔡武：《新中國60年對外文化工作發展歷程》，《人民網》2009年8月10日，參見網頁：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154984/155051/9820259.html。

 (36)範婷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成為文化產品最大出口國》，《中國青年網》2016年3月10日，參見網頁：http://news.youth.cn/jsxw/201603/t20160310_7730135.htm。

 (37)《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原載《人民網》1996年10月10日，參見網頁：http://www.qstheory.cn/special/2011dd/gydd/xgwj/201111/t20111115_12...。

 (38)張登德：《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58頁；姬鵬飛：《關於國務院設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說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1年第3期；《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設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決議》，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1年第3期；《一九八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國務院部委機構改革實施方案的決議(節錄)》，《中國機構編制網》2013年3月8日，參見網頁：http://www.scopsr.gov.cn/rdzt/gwygg/jggg/201303/t20130308210013.html。

 (39)文化部財務司：《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0》，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2》第19頁；《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4》第19頁。

 (40)《傅瑩：美國聲稱領導的“世界秩序”面臨挑戰在某些方面排斥中國》，《觀察者網》2015年11月1日，參網頁：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5_11_01_339651.shtml；傅瑩：《探索中美之間的相處之道》，載《美國研究》2015年第3期，第9～13頁。

 (41)王紅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外交理念及其文化淵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年8月24日，參見網頁：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5495111.html。

 (4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頁。

 (43)王毅：《發展中的中國和中國外交》，《新華網》2016年2月26日，參見網頁：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2/26/c_1118171527.htm。

 (44)何懷宏：《漸行漸遠漸無書》，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5月版，第176頁。

 (45)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

 (46)孟昭庚：《〈義勇軍進行曲〉是怎樣被選作國歌的》，載《文史月刊》2013年第3期，第27頁。

 (47)[韓]權五明：《郭沫若歷史劇〈屈原〉在日本的上演與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9月5日，參見網頁：http://www.cssn.cn/57/5706/201308/t20130826_395714.shtml。

 (48)張殿軍：《和平發展論域中的中國文化外交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241頁。

 (49)段鵬、周暢：《從微觀層面看目前中國政府對外傳播的不足：〈中國日報〉對外報道階段性抽樣》，載《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44～47頁。

 (50)環球輿情調查中心：《自信中國，一個世界強國正在向我們走來：基於2015年中國國際形象及國際影響力大型環球調查的數據解讀》，《鳳凰網》2016年2月17日。參見網頁：http://inews.ifeng.com/yidian/46651172/news.shtml。

(51)韋路、丁方舟：《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全球傳播圖景：基於Twitter媒介機構賬號的社會網絡分析》，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11月第6期，第91～105頁；何慧媛，《媒體如何有效利用境外社交媒體平台》，載《對外傳播》2015年第6期，第72頁；趙鴻燕、何苗：《外國駐華使館“微博外交”及其啟示》，載《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8期，第54頁。

 (52)葉皓：《走向“國際傳播”的公共外交新理念》，《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10日，第A06版。

 (53)"What Have Confucius Institutes Brought to the World?" Hanban News,Feburary 9,2016,available at:http://english.hanban.org/article/2014-01/28/content_522872.htm.

 (54)趙振江：《前歌德學院總院長怎麽評價孔子學院？》，《澎湃新聞網》2016年1月19日，參見網頁：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3120; Joseph Lo Bianco,"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Language Policy,2007,6,pp.3～26。

 (55)《孔子學院海外發展現狀調查》，《新華網》2016年2月16日，參見網頁：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1/22/c_133938737.htm。

 (56)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白皮書》、《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參見網址：www.scio.gov.cn。

 (57)疏影：《對外文化援助為我大國形象增輝》，《中國文化傳媒網》2015年3與30日，參見網頁：http://www.ccdy.cn/xinwen/wenhua/xinwen/201503/t20150330_1079957.htm。

 (58)孫自法：《考古學家王巍：中國應加強對外文化援助》，《中國新聞網》2014年3月8日，參見網頁：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3-08/5926947.shtml。

 (59)疏影：《對外文化援助為我大國形象增輝》。

 (60)黃梅波：《中國對外援助機制：現狀和趨勢》，載《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6期，第9頁。

 (61)2001年至2011年間，國際科學界核心期刊(SCI)共收錄中國科技論文83.63萬篇，其中來自大陸地區作者的論文共12.15萬篇，占全球總數的8.6%，僅次於美國而位居第二。見胡欽太：《中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立體化建構》，載《學術月刊》2013年第3期，第9～10頁。

 (62)張志洲：《提升學術話語權與中國的話語體系構建》，《紅旗文稿》2012年第13期，參見網頁：http://www.qstheory.cn/hqwg/2012/201213/201207/t20120709_168753.htm。

 (63)Peter Mattis,"China's International Right to Speak," China Brief,Volume 12,Issue 20；吳前進：《海外華人學者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塑造》，載《國際關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60頁。

 (64)胡鍵：《中國文化軟實力評估與增進策略：一項國際比較的研究》，載《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第42～53頁。

 (65)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15年文化發展統計分析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第15頁。

 (66)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15年文化發展統計分析報告》，第15頁。

 (67)孟華、王曉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原載於《創新》2015年第5期。

 (68)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

 (69)徐堅：《論文化強國的中國道路》，《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5期；徐平、包路芳：《建設一支宏大的文化人才隊伍》，《人民論壇》2011年第33期，參見網頁：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11/15/content_969229.htm?...。

 (70)郭樹勇：《加強區域國別研究》，載《人民日報》2016年2月15日，第14版；李宇明：《“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載《人民日報》2015年9月22日，第7版。

 (71)《教育部關於印發〈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設暫行辦法〉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2015年10月23日，參見網頁：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8/2015...。

 (72)袁鵬：《誤判大勢或致美再犯戰略錯誤》，載《環球時報》2016年2月25日，第14版。

 (73)鄭永年：《從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國未來》，載《環球時報》2016年4月15日，第14版。

 (74)劉建飛：《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的合作主義》，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第200頁。

 (75)[美]克萊德•克魯克洪等著，前引書，第27～28頁。

 (76)John P.Lovell,"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ongsuk Chay,el.,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90),p.89.

 (77)毛澤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頁。(2017-01-27 a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