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啟動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建設計劃。截止到2013年，相關高校已建成區域研究基地23個，國別研究基地14個，主要從事周邊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綜合性研究。(71)盡管如此，這一具有戰略前瞻性事業仍然面臨嚴峻的發展挑戰。其一，體制性制約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在普通高校教學本科專業設置上，國別/地區無一席之地，沒有專門學位，更無法形成獨立的學術傳統和教師、教材、教學體系，相關研究生教學專業也散落於歷史、經濟、政治、法律、國際關系和語言等院/系，專門從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地區教學的機構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院所、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雲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寧夏大學阿拉伯學院等，其招生數量十分有限，難以滿足實際需要；其二，師資來源受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留學教育和對外合作取得巨大進步，但無論是“走出去”的學者、學生，還是“請進來”的先生，都主要面向和來自發達國家。加上文科與理工科類學者學生接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的比例失衡，文科類內部語言與其他專業留學人員比例失衡等因素，造成所需國別經歷和專業背景的師資力量過於稀缺；其三，目前轉型類師資中語言文學專業人員偏多，難以承擔覆合型專業教學任務，需要進行相關學科進修或攻讀學位，導致其成才周期延長。

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辦法可以邊幹邊找，邊試邊改，邊“破”邊“立”。近期，可在主管副總理的指揮協調下，由國務院下屬外交、財政、商務、教育、文化等部門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專家局等形成聯席會議機制，確定共同規劃、資源共享、合作辦學的目標責任制，對加快培育國別/地區專業人才的關鍵制度難點精準發力，提出總體改進方案和分類指導意見。在此之下，建立有相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國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以及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參與的協作網絡，就開設國別/區域專業的教學、科研、資金支持、招生規模、就業通道等形成聯動工作機制。中期，可由教育部設立專項教育基金，對有條件的公辦和民辦專科院校、職業學校等申辦相關“小語種+”教學專業、引進外教、編撰教材、師資培訓、出境見習等予以扶持。還可以考慮制定相關政策，為來華從事國別/地區教學、研究的境外師資人才提供資助和便利；利用孔子學院的海外資源，招募相關國家的志願者來華提供相關服務。

 中國對外戰略曾長期存在一種較為超脫的思維定式，傾向於“藏拙”之中學習、追趕而“後發”，而不習慣於“冒尖”和“露頭”。然而，經過數十年來的艱苦奮鬥，中國已然成為全球超大型經濟體，不僅與美國一道躋身於經濟總量超10萬億的“兩強”之列，也進一步拉大同日、德、英、法等“第二團隊”之間的差距。(72)世界經濟格局和實力對比的深刻變化，從諸多方向將中國推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央，無論是榮耀，還是矛頭，中國都不得不受領，客觀上也使中國的一言一詞、一舉一動，都具有對現實和未來世界的塑造作用。中國不再是“配角”，因而也不能不對原有的思維慣式進行調整和改變。近年來，中國外交更加註重主動發力，提升自身對國際重大發展與安全問題的倡議權、規制權和協調能力。在這一過程中，最突出的挑戰則來自國際政治文化中傳統和變革兩種思想的纏鬥及其影響。

 當前，中外關系最大的難題在於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對稱。中國在不斷發展中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又沒有把自己變成西方，這樣的經驗不能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於文化觀念的差異所造成的。中國傳統價值觀追求“有教無類”，而在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體系裏，“非我族類”的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因此，在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眼中，無論中國經濟和社會取得怎樣的進步，它仍然是危險的異類，真正的威脅在於它背後“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73)如果中國不能及時地改進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創設與經濟趕超戰略等量齊觀的對外文化戰略及精良的運行機制，那麽無論我方合作願望多麽強烈，也難以使美方確信合作將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唯一價值取向。(74)正因如此，文化外交及其不斷精進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就學理而言，文化外交是中觀和微觀層次問題，主要涉及一國對外關系的有機組成乃至技術工具。然而，由於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對其戰略思維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文化外交又是一個需在宏觀層面做出深入透析的對象。因此，建立一個跨層次的研究框架解釋文化外交現象，在學術上是必要的，同時也是富有相當高挑戰性的。本文雖顯有力所不逮之處，卻著意強調以下文化外交理論和實踐意義，以期引起後續的批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