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層面文化的表現形式不限於文學、藝術、影視、展覽等，也在工藝設計、建築和園藝、技術發明、學術研究、各類傳媒甚至網絡遊戲中得以體現。因此，文化外交應將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景觀、文化遺產、城市文明、品牌文化、大眾創新成果等作為基礎性資源，與對外學術交流形成有機結合，因而更具時代感和代表性，更直接地回應外部受眾的不同關切。這就需要文化外交主管部門轉變傳統觀念和工作方式，改進服務意識，主動向各類文化資源領域伸出觸角，及時獲取需求信息，從而構建跨部門、跨層級、跨行業、跨區域、跨群體的新型合作網絡。

(二)改革工作體制，提高功能定位。文化外交不同於政治外交，需要最廣泛的參與、互動和傳播，以達到最佳實施效果。特定屬性決定其工作範疇、資源配置和運行規律更寬泛，更多樣，更靈便。這就要求文化外交要實現集中和分散的辯證統一，其領導機構應具有較高權威性以利組織和管理，而執行部門則應專業化、分散化。目前的悖論是，一方面是指導文化外交的跨部門領導機構缺位；另一方面是文化主管部門授權不足，難以協調跨部門工作和整合各方力量形成高度統一的決策，同時，其執行權卻過於集中沒有下放。由此產生的弊端是工作機制“不統不分”，上不能集中調度各類文化外交資源，導致相關部門自行其是；下不能有效地引導、調動和利用各類專業團體、社會組織和民間參與者，容易造成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無法充分展現現實中國的文化全貌。(48)事實上，文化、經濟外交與政治外交的最大區別在於其動力軌跡不同，前者“自下而上”，具有更明顯的自發性和自創意識。文化外交主管部門要重視來自基層、來自民間的對外交流意願和具體創意，盤活蘊藏於人民群眾的優質文化資源，通過政策指導、資金扶持和外聯服務，加大對民間力量的組織統合力度，更好地體現文化外交的“人民主體性”特色及優勢。凡此種種，說明文化外交所面臨的最大、最緊迫的挑戰是體制改革。首先，應該加快文化發展和治理體系的改革，以推出更多符合時代特點和國際化要求的文化產業、文化事業、對外交流立法，強化各級立法、執法部門的監督力度，改變以行政部門出台“紅頭文件”為主的傳統治理模式，實現調動全社會參與文化發展和文化競爭的潛力，適應開放條件下的國內發展和對外競爭新形勢、新要求；其次，應探索政府的文化領導體制改革，提升文化安全、文化外交在國家戰略中的功能定位，增強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統籌和監管文化發展的能力。為此，可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設立國家文化戰略指導委員會，專司國內外文化動向和政策研究，制定相關方針和政策，綜合協調文化改革和發展及對外交流等事務；再次，還應在外交工作體制上改進和加大相應的資源配置，探索集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駐外傳媒、文化品牌於一體的新型文化輸出工作機制，適度增加文化外交人員崗位，在駐重點對象國家使館可設文化公使或公使銜參讚。

 (三)加快能力建設，扭轉競爭劣勢。在各國文化外交的工具箱裏，對外傳播、語言培訓和接收留學生、文化援助、學術交流、文化貿易等並列為五大要件。相較之下，中國文化外交的工具是落後的，既與我們仍是發展中大國，文化投入、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治理能力相對不足有關，也與國家治理體系總體運行水平不高有關。在“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下，對外文化傳播完全由政府規劃，參與主體僅限於官方指定的少數媒體、出版機構，內容、形式呆板單一，主觀置入痕跡明顯，宣傳用語居多而缺乏平易和鮮活的敘事，容易給受眾造成居高臨下、生硬說教之感，難以貼近人心。(49)對外傳播能力不足還體現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偏低。《2015年中國國際形象及國際影響力》調查報告顯示，國外受眾通過“中國傳統媒體在本國的傳播(如電視、廣播、通訊社、報紙雜志等)”和“中國新媒體在本國的傳播(如新聞網站、社交媒體等)”所獲信息量占比10%左右，而通過本國電視、網絡、其他國際媒體獲得信息的比重分別為40.3%、34.6%和28.0%。(50)盡管在國內，新媒體的能量已相當可觀，但其國際化卻遠未起步。這一方面與現有網絡管理制度有關，也與語言門檻、從業人員素質、社會資金流入量等因素有關。此外，與國際一流媒體相比，國內主流媒體的社交賬號運營能力仍存相當大的差距，突出表現為信息發布頻率總體偏低，時效性差，對重大新聞或敏感事件失語，互動較少，貼近感不強等。而中國外交機構對通過新型大眾媒體編寫、推送己方觀點和文化理念還認識不足、行動力偏弱，難以及時、有效地與駐在國民眾展開信息和思想互動。(51)為此，對外宣傳部門應加大統籌規劃和績效評價兩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動各主要傳播機構進行相關探索，力求在兩個方面發力並取得突破：一是傳播方式從“傳統媒體”走向“媒體融合”，不僅實現形式融合，也包括要素融合，以建立不同媒體傳播形式和各種傳播內容資源共享的新的國際傳播平台；(52)二是出台專門政策，整合分散的話語資源和人才，建立官方、社會(包括先進人物、專家學者、企業家、公益人士等)和媒體三位一體、相互支撐的對外話語系統。

語言是一國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如前所述，通過語言“走出去”，拓展自身文化在境外的實際存在，拉近與當地民眾的心理距離，是許多國家開展文化外交的通行做法。新中國成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對外漢語教學局限於境內教育機構及少數涉外媒體。隨著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海外設立，對外漢語教育事業才實現“走出去”。截至2015年12月，已有500所孔子學院和1000個孔子課堂落戶於全球134個國家(地區)，註冊學員近400萬人。(53)孔子學院的發展速度和成就舉世矚目，其背後的國家導向及各參與方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肯定和讚許。然而，如此“大躍進”也帶來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三教”(教師、教材和教法)質量問題。首先，由於缺少一大批對外文化交流專家，孔子學院發展如今面臨師資嚴重不足的瓶頸，選拔標準被迫降低，中方派出教師和管理者的語言和專業技能參差不齊。(54)以巴西為例，目前已開設的十所孔子學院中只有一名中方院長懂葡萄牙語；其次，缺少一整套公認的權威教材，各孔子學院/講堂的教材五花八門，導致教學標準多樣化，而多樣化的教材卻普遍存在缺乏當地文化針對性的通病，教學內容與當地學生特點未能有機結合；再者，由於教師由各中方合作學校分散派出且輪換頻繁，缺少統一規範和集中培訓等原因，孔子學院教學方法的國際化發展緩慢，富有趣味性和參與性的教學模式並不多見，普遍存在“教語言的多，教文化的少”現象。(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