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援助一直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60多年來成績斐然。近年來，外援事業得到更快發展，2004年到2009年外援資金年均增長高達29.4%。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間，外援資金總量就已超過2009年前60年的1/3。(56)未來，中國將進一步履行大國責任，增強對外影響力和改善國際形象，對外援助的意義更加重大。然而，由於歷史原因，對外援助的結構不盡合理，重“硬”輕“軟”，廣義對外文化(含教育、醫療衛生、藝術、體育、技術培訓等)援助與大型成套設備、基礎設施等實物援助相比過少，即使與文化、藝術、體育相關的援助項目也多是由場館建設等硬件形式體現，針對基層民眾文化需求的“輕便”型援助未受到重視。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觀。中國文化部開始向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多種小型援助，包括贈送圖書、光盤等文化設備、藝術器材，提供直接用於提高當地藝術教育水準的贈款等。(57)文化部還於近期開設“青年漢學家計劃”，資助全球各地青年才俊短期來華學習、進修和培訓。此外，商務、文化部門還支持多支考古及修繕專業隊伍出境，通過考古、修繕技術服務落實政府間文化合作和援助計劃，不僅參與了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蒙古、越南、俄羅斯、肯尼亞、危地馬拉等國文物挖掘、保護、修覆工程，還為當地培養相關技術人才，受到相關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高度讚賞。(58)盡管如此，對外文化援助體制仍不盡合理和有效，對外文化援助由商務部統一管轄，文化部則“只管事不管錢”，前者對於經濟援助駕輕就熟，對文化援助項目則不盡重視。(59)再者，文化外援的申請門檻過高，短期目的性過強，令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難以涉足，參與文化援助的行為體仍是“官多民少”，不僅無法滿足中外各方日益增長的實際需要，而且也難以達到“緩沖和稀釋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國國民所接受”的效果。(60)

學術對外交流“失聲”也是當下文化外交工具“短板”的一大表現。人文和社會科學是一個國家理論生產和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基地，其成果和從業人員應當發揮對外傳播思想、制度和價值觀等文化外交“名片”作用。然而，相較於自然科學界的國際化程度和對外影響力，人文社會科學界明顯不足。2010年，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SSCI)數據庫收錄來自中國的論文5287篇，占全球總數的2.41%，按論文總量排名第八。(61)除了數量的差距之外，人文與社會科學主動“走出去”開展學術外交的能力欠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原創、議題設置能力不足。“如今中國的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美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的主流話語，大都來自西方，極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國’印記的。一方面是中國學界大量輸入了西方的學科話語及其概念、範疇、表述，另一方面中國鮮有原創性的學術概念和話語可供輸出或在西方學界被普遍接受使用”，從而導致學術界和智庫對於重要國際問題的敏感度以及主動引領意識普遍不強，在對外競爭中多處於被動跟隨、反應的地位；(62)二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向內看”的基本取向沒有從根本上改觀，總體上國際化程度依然偏低。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主要以國內“消費者”為導向，固然可為政府決策和公眾輿論提供智力和知識支撐，但也進一步加劇學術“內向化”發展和學者“自說自話”的傾向；三是對外學術交流能力、傳播手段與形勢、需求的發展不相匹配。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交流，總體上仍是“請進來”有余，“走出去”不足，既因為自身影響力有限，“缺乏自己的國際意見領袖、國際知名專欄作家、國際知名記者隊伍”，(63)更可能是受制於語言障礙，能夠熟練使用英語和其他國別語言進行交流、寫作的學者仍然偏少。與對外學術影響力相關，盡管國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已為數眾多，以至在有關出版部門嚴格審批下似“難以覆加”，但總體上國際化水平低下，開展對外學術傳播的期刊寥寥無幾，名氣不大。大多數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及智庫沒有自己的外文門戶網站。專門從事對外傳播的網站很少，語種有限，專業學者參與度低，運用自媒體發布成果的意識尚待發育。如此種種，都造成中國學術成果、學者聲音向外擴散的滯後局面。

 (四)扶持文化產業，更新國際形象。這裏將文化產品單獨述及，意在強調開發和利用其文化外交工具作用的特殊重要性。作為日益普遍的大眾消費品，文化產品兼具娛樂性、消遣性和跨國流通便利性，能經過多元媒體及時和便捷地傳送，更容易被受眾接觸和接受。除了一般的商品價值外，影視、音像、電子遊戲、旅遊等文化產品可經政府的扶持得到國際化發展，從而成為文化外交的有效載體。世界各文化強國的經驗表明，利用文化產品為國家形象“代言”是當代文化外交的普遍做法，官方有意識地引導和組織企業運用好這一重要市場資源手段，則可在贏取境外民眾對本國文化的親近感、認同感上大有作為。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國文化產業得到飛躍性發展。2008年到2013年間，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每年增長22.9%，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由2.28%上升到3.53%。然而，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基本面向內部市場，而無論是經營理念和方式、策劃、研發水平，還是資源整合能力都不夠成熟和強大，缺少大批創新性品牌，未能在國內市場占據優勢地位。未來中國文化產業必須轉向以外需帶動內需增長和發展質量，用外需來改進國內市場國際競爭格局的發展之路，通過全面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好地適應世界市場的文化需求和消費心理，努力開拓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出口渠道，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增強自身實力。(64)在此過程中，國家對於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作用至為重要，特別是在通過開展對外文化合作與交流來促進企業成長、利用財政手段扶持文化企業和文化產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首先，政府應加大對發展文化產業的資金投入。近年來，中國文化事業費在財政預算中占比一直不高於0.4%，大大低於法國(4%，2009年)，而2014年中國人均文化事業費只有42.65元，遠低於教育、衛生等其他社會事業的財政投入；(65)其次，運用多元化投融資政策，推動建立文化產業的投融資市場，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金，通過官民結合的資助模式引導社會資本助力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再次，應運用稅收、法規等多種政策手段促進文化產業繁榮。由於稅收減免程序和手續繁雜等原因，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積極性也不高。(66)下一步，相關部門可以參照歐美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對文化產業實行較低稅率，還可以考慮適時推出投資抵免、投資抵扣、提高稅收起征點、加計扣除、免稅收入、延期納稅等優惠措施；最後，以政府采購方式給予直接支持，通過訂貨支持企業生產適用於對外文化援助的產品，其經驗值得借鑒。(67)

(五)實施“國別工程”，擴充人才隊伍。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外交的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對外文化戰略能否取勝，重要的一環在於實施這一戰略過程中的組織者、管理者、參與者是否在素質、能力、數量上具備相應的優勢。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68)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但還不算是人口強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文明素質發展明顯滯後，很多方面趕不上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這一國情也導致文化人才總量小，人才結構失衡，領軍人物和各類高層次專門人才隊伍面臨供給不足等人力資源的“短板”。(69)改進國民素質無疑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增加文化人才總量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在面臨配合和保障各項對外合作戰略實施的迫切任務之時，涉及文化外交的相關部門不能消極等待人才市場的自然發育，而應積極發揮政府的引導、支持作用，瞄準“一帶一路”、中國—中東歐合作、中非合作、中拉整體合作等大型對外合作計劃對國際(區域和國別)研究、跨文化研究、語言等專門人才的需求，調動各方力量在加快建設“通商務、會語言、懂文化”的覆合型人才隊伍這一點上率先取得突破。(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