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迄今的30多年中，文化外交隨國家整體對外關系的快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首先體現在文化外交覆蓋面得到極大的拓展，至2009年中國已同145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近800個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上千個境外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其次，由於政府間主體外交的支持，文化外交的規模、規格和容量顯著提升。21世紀以來，中國與法、英、德、意、西、俄、日等國先後合作舉辦大型“文化年”、“文化節”等專題活動；再次，通過開展雙邊、多邊、地區間和國際間的外交合作，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多邊文化事務中地位和話語權；(35)最後，中國文化產業完成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並開始產生“外溢”，有望為文化外交提供堅實的市場資源和經濟支撐。2016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最新報告稱，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文化產品出口國，出口貿易總值達61億美元。(36)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還應看到中國文化外交發展不易、不強的一面，從而才能對其現存“短板”之由來有進一步的理解。在這30年中，盡管文化外交在官方文件中與政治、經濟並列為外交的三大支柱，其實際地位卻相對下降。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在官方外交渠道暢通的情況下，文化外交因難以起到以往“開路先鋒”的作用而易被忽略；二是在一段時間裏，外交工作的重心偏向“為國內建設和發展”服務，經濟外交成為主要議題之一，文化外交則相對次要；三是在揚棄“反帝反殖”、“輸出革命”等過時的理念後，新的文化外交價值體系未能得到構建，與當時國內主流意識形態和發展理念一度出現嚴重偏差，精神文明建設滯後於物質文明建設的情況密切相關。“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工作中，忽視思想教育，忽視精神文明，‘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在社會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一些領域道德失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沖擊”；(37)四是工作體制在反覆裁撤後弱化。基於當時形勢需要，國務院於1958年設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統領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廣播事業局、宗教管理局、中國科學院等眾多部門和機構的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形成相對集中的領導體制。“文革”期間，對外文委被撤銷。1981年3月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恢覆設立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然而，1982年3月國務院實行機構改革，將52個部委減至43個，對外文委再度銷聲匿跡。(38)目前，對外文化交流事務由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負責組織、規劃，其職能定位、人員編制顯然難以有效擔負廣義文化外交的統籌和管理之責；五是財政投入不足。20世紀90年代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各級政府對文化投入持續下降，文化事業經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比由“八五”期間的0.5%回落到“十一五”期間的0.36%，遠低於教育、衛生事業費和科技使用費。(39)

 當下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及影響與日俱增已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在邁向全球性大國的過程中不斷遭遇外部世界的不解和疑慮，甚至敵視和排斥。其中原因，既有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和國際戰略的失望與焦慮，也與中國仍處於大而不強，將強未強的轉換期，尚需要時間學習和掌握“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長袖善舞”全面能力有關。(40)放眼未來，伴隨中國加快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步伐，一系列對外重大貿易、投資、產業對接舉措相繼出台，不僅會帶來中國與各方利益的深度勾連，也可能引起相關的人文和地緣政治反應。如果文化外交不能及時跟上，缺少“民心工程”的保障作用，此類跨國經濟合作安排的可持續性、安全性則難免令人存疑。對此，決策高層不僅深刻洞見，而且及時對中國外交理念做出重大調整。

 早在2007年，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正式提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009年，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的講話中，他首次提出“要加強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開展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紮實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41)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註度越來越高，他們想了解中國，想知道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想知道中國人對自然、對世界、對歷史、對未來的看法，想知道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想知道中國歷史傳承、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等等。這些光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自了解、親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曲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42)

 顯然，在新的國內和國際需求的重壓之下，中國外交議程的次序必然發生改變，如何讓外界理解中國已經成為首要使命。(43)歷史似乎正在回歸，文化外交再顯身手的時機已悄然到來。為此，文化外交須加速改革，如同正在進行中的經濟改革一樣，其發力點應集中於“供給側”。

 (一)創新指導思想，明確主流意識。當前世界各國的主流文化都呈現明顯的覆合特征，即本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融合，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中國主流文化同樣面臨傳承、融合與創新的三大使命。“從這個角度看，當今中國的淵源主要有三種‘源流’：一是三千多年以來的傳統歷史文化，它主要在人們心靈深處的精神和價值觀層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來的啟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架構層面起作用；三是近30年來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經濟和物質領域起作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44)構建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文化，正是需要將三大源流打通和整合。客觀地說，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中國文化在發展和繁榮中並未解決好這一問題，片面地“尊古”、“覆古”或為商業文化所驅動，導致“三種傳統”在展現上失衡，格調下行趨勢明顯，文化亂象紛呈。受此影響，對外文化傳播也存在重傳統而輕現實的偏向，傳統文化和現代民俗的推介占比過高，並不能全部回應外界了解當代中國的需求和渴望。文化外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率先突破認識誤區，在對外文化輸出中鮮明地體現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向世界推介一批集“三種傳統”於一體的優秀文化產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45)愛國主義是貫穿中華民族歷史的精神血脈，也是當代世界的普世價值，是不同文化內核中相似度最高的意識和理性，因而其文化互通性和滲透力最強。20世紀40年代，田漢、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受到美國人民的喜愛，著名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曾多次向公眾演唱；(46)20世紀50、60年代，《屈原》由日本左翼劇社多次排演，並回訪中國；(47)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裏女戰士群體的壯美展現，給一代中國青年留下難忘的記憶；聖女貞德是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受到其他國家人民的尊敬，同樣題材的影片在好萊塢被一再翻拍。即使置身於市場經濟環境中，當代中國人的家國情懷與擔當意識依然在影視作品《郭明義》、《溫州一家人》中得到較好的詮釋。